Kiminori Matsuyama, 2015.
"The Home Market Effect and Patterns of Trade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Discussion Papers 1519, Centre for Macroeconomics (CFM).
1. BalI等人在 Economy Policy Uncertainty 对于资产定价以及波动性影响上在2015年得到了很多有些的结论， Jurado, Kyle, Sydney C Ludvigson, and Serena Ng. 2015.在AER上的 “Measuring Uncertainty.” 包括Brogaard 的文章在内，都是聚焦于经济不确定性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资产定价的影响，主要是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被定价以及对于波动性相关的影响上。
参考文献：
Baker, Scott R, Nicholas Bloom, and Steven J Davis. 2015.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1633.
Bali, Turan G, Stephen Brown, and Yi Tang. 2014.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expected stockreturns.” Georgetown McDonough School of Business Research Paper (2407279).
Bali, Turan G, Stephen J Brown, and Mustafa O Caglayan. 2014. “Macroeconomic risk and hedge fund retur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4 (1):1–19.
Brogaard, Jonathan and Andrew Detzel. 2015. “The asset-pricing implications of government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Management Science 61 (1):3–18.
Jurado, Kyle, Sydney C Ludvigson, and Serena Ng. 2015. “Measuring Uncertain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3):1177–1216.
2. Asymmetry in Asset Returns领域，HTZ之前的那个非对称性研究真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前年快结束的时候x- Yuhang Xing 发表的：
Conrad, Jennifer, Nishad Kapadia, and Yuhang Xing. 2014. “Death and jackpot: Why do individual investors hold overpriced stock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3 (3):455–475.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的是这一篇：Inequality, Leverage, and Crises By Michael Kumhof, Romain Rancière, and Pablo Winant。
它提出一个贫富差距如何造成29年the Great Depression和08年the Great Recession的模型。基本上是说是资本家的贪婪造成的。富人钱多了，就直接借给穷人，这跟消费一样，直接给富人带来utility。但穷人借钱不回带来负的utility。这个结论看起来很显而易见，但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文章来自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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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的话，RES上一篇研究大学录取方式的文章让我开始怀疑人生了。作者比较了两种录取方式。第一种是在录取时就定专业，第二种是在录取后再由学生自行选择专业。作者把前一种方式叫做Sys.J，后一种叫做Sys.S。J是”joint”，S是”sequential”。
作者用了一个看着很晕的模型去推了几个test equation，然后用智利的数据得出了Sys.S优于Sys.J的结论。他们的主要观点是Sys.J里学生的天赋点和专业匹配效率更低，在长期来看，虽然为市场提供了合格的人才，但在提供优秀人才上不如Sys.S。从而有相当比例的人由于专业限制，并没有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从而福利比起没有匹配损失的benchmark来说更低。
同时作者也提出了不从Sys.J转换到Sys.S的理由：转换成本过高。个人感觉，Sys,J更适合教育资源稀缺的国家，而Sys.S更适合教育资源丰富的国家。而教育资源的累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这篇文章解决了一个旷日持久的，宏观层面的争议。在微观层面上，对于我个人也很有启示。在有得选的前提下，还是应该选择一个对自己的福利更好的教育体系啊嘤嘤嘤嘤嘤
文章是
Bordon, P., & Fu, C. (2015). College-major choice to college-then-major choi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2(4), 1247-1288.
国际贸易方向的。
感觉去年启发性的就是加了non-homothetic preference（非同位偏好），扩展了Krugman的母国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的理论。
不熟悉的可以先看看这个，提到了HME的理论基础：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的异同？ – Yuting Chen 的回答
比如 Matsuyama（2016）
non-nomothetic preference的基本思想：假设2个国家，人口总量和劳动力禀赋不同。经济中有很多的sectors，需求弹性（elasticity）不同，可以从高到低排列。其他的因素，如规模报酬递增， D-S preference 都和之前Krugman (1979;1980)一样。
模型的结果是，富裕一点的国家（高收入）会成为需求弹性较高的商品的出口国，因为这样的商品在富国的市场更大，并且生产存在规模效益递增。低收入的国家成为需求弹性较低的商品的出口国，道理一样。这里存在HME。这个跟country size，也就是人口数量，没有关系。（然而Krugman的模型里面，和country size有关）
这个和我们的Intuition似乎相反，但是能够启发一些有关HME的模型。
参考文献
回答一个我印象很深的研究。
因为还不算专业的劳动经济学研究者，这个研究的意义我不能很好地评价。劳动经济学的很多经典研究，都是用双胞胎数据做的。但是这个研究的结果说明，双胞胎数据在中国是有一定问题的。
黄炜、雷晓燕、赵耀辉：独生子女政策下“假冒”双胞胎数量增加（文章已经被REstat 接受）
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在其后的30多年，影响了很多家庭的生育计划。论文研究了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对双胞胎出生率的影响。1980年Rosenzweig & Wolpin在JPE与Econometrica分别使用双胞胎作为样本研究研究不可观测因素产生的有关问题。后来基于双胞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回报以及家庭规模的影响（Ashenfelter &.Krueger，1994）。传统观点认为，双胞胎数据具有先天随机的优良特性，但在中国的研究背景下，这一方法未必稳健。中国观察到的双胞胎可能存在人为创造问题（假冒双胞胎问题），这一问题的的根源直接指向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中国的双胞胎出生率为3.5‰到7.5‰，增长了2倍，特别是1979年后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施后，双胞胎出生率就更高了。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独生子女政策对双胞胎出生率的影响，及其经济社会现象中隐藏的人为因素。
具体介绍看这里:
说几个自己感兴趣的实证金融领域的吧，真心不是黑，你再指望经济金融领域发出来什么启发性爆炸性的东西还是很难的。很多成果要么已经在nber活着ssrn上挂working paper好久了然后不停的r&r 即使你爆炸性的发现学术会议上一公开讨论各种相关研究就开始爆炸了。俗话说一篇JoF带出来的儿子就有5-6篇JFQA/JBF, 金融领域三大刊底下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你现在想搞个大新闻，也要按照三大刊的基本法啊，当然directors的决定也是很重要滴，君不见多少人因为审稿人之间矛盾大新闻都没搞成自己成大新闻了，tenure没拿到别说喝西北风了，吃屁都没位置，所以各位都是稳扎稳打闷声发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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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lI等人在 Economy Policy Uncertainty 对于资产定价以及波动性影响上在2015年得到了很多有些的结论， Jurado, Kyle, Sydney C Ludvigson, and Serena Ng. 2015.在AER上的 “Measuring Uncertainty.” 包括Brogaard 的文章在内，都是聚焦于经济不确定性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资产定价的影响，主要是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被定价以及对于波动性相关的影响上。
参考文献：
Baker, Scott R, Nicholas Bloom, and Steven J Davis. 2015.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1633.
Bali, Turan G, Stephen Brown, and Yi Tang. 2014.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expected stockreturns.” Georgetown McDonough School of Business Research Paper (2407279).
Bali, Turan G, Stephen J Brown, and Mustafa O Caglayan. 2014. “Macroeconomic risk and hedge fund retur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4 (1):1–19.
Brogaard, Jonathan and Andrew Detzel. 2015. “The asset-pricing implications of government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Management Science 61 (1):3–18.
Jurado, Kyle, Sydney C Ludvigson, and Serena Ng. 2015. “Measuring Uncertain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3):1177–1216.
2. Asymmetry in Asset Returns领域，HTZ之前的那个非对称性研究真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前年快结束的时候x- Yuhang Xing 发表的：
Conrad, Jennifer, Nishad Kapadia, and Yuhang Xing. 2014. “Death and jackpot: Why do individual investors hold overpriced stock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3 (3):455–475.
彻底和非对称性受益较上劲了，另外安利一下我的一个良师益友Ke Wu的关于建立新的非对称性受益检验的文章也快发出来了，三大刊见～
关于股票的非对称性受益主要体现在收益率和波动性的，现在好像有人开始看三阶矩skew的关系了。
参考文献不多，但是私以为非对称研究是一个会继续蓬勃发展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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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坑，最近总结完实证领域的会去再看看理论方面的，但是讲真现在金融领域纯理论突破性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的是这一篇：Inequality, Leverage, and Crises By Michael Kumhof, Romain Rancière, and Pablo Winant。
它提出一个贫富差距如何造成29年the Great Depression和08年the Great Recession的模型。基本上是说是资本家的贪婪造成的。富人钱多了，就直接借给穷人，这跟消费一样，直接给富人带来utility。但穷人借钱不回带来负的utility。这个结论看起来很显而易见，但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文章来自AER。
[ 投资是经济动力]
投资的理想结果是投资净效用（即收益带来的正效用与风险带来的负效用的权衡）最大化。因此，在风险既定的条件下投资收益最优化和收益效率既定的条件下风险最小化是投资的两个目标。投资的成功与否往往是看两个目标的实现程度。
投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再生产中投入资金的数量。投资规模是否适度是影响经济稳定与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投资规模过小,不利于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投资规模安排过大，超出了一定时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
用市场化来实现投资的两大具体目标要比扩大预算增加赤字来实现更加科学专业。
占个坑。今天太晚了，我尽快回答这个问题。
不知道，不过今年诺奖得主Deaton我知道一些。老头是研究消费经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他一辈子研究的没什么新鲜东西，也没用啥新方法，但消费弄得很全。他关于消费研究的书，抓住一本仔细研究，消费这块就基本上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