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虽然题主的设想很远大，但如果范围是一个中央经济体，这似乎不太可行。如果把范围限制到具体的问题，则大有可为。很多国家会聘请理论经济学家来设计一些具体的“市场”，比如电信频谱拍卖、林木拍卖、捕捞权/开采地块拍卖、网上拍卖、器官捐赠、学生入学，等等。这一块现在也叫做市场设计（Market Design），是经济学研究的热门，大有可为。如果题主确实感兴趣，也许可以看看这一领域的科普读物。最棒的应该就是领域大牛Roth写的Who Gets What and Why了，网上有电子版，不妨一阅。
如果想深入了解机制设计的内容，刚刚列举的Hurwicz和Reiter对这一领域的一些方法有很好的介绍。另一本经典的教材是Borgers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Mechanism Design。如果你更关注具体应用，Milgorm写了一本Putting Auction to Work。这些书都需要一点博弈论知识，如果没有兴趣，可以简单看看一些记叙实际拍卖操作的书。美国、英国、香港的电信拍卖都有专书记叙，也可以一读。即使是搞小范围的计划经济也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并不是单有数据就可以搞成的。
参考文献：
Hayek F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 519-530.
Hurwicz L. Optimality and informational efficiency in resource allocation processe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Hurwicz L. The design of mechanisms for resource alloc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2): 1-30.
Hurwicz L, Reiter S. Designing economic mechanism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Mount K, Reiter S. The informational size of message spaces[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4, 8(2): 161-192.
Marschak T.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s[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59: 399-430.
1. 按照他所在的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所谓的均衡分析，特别是他的老师米塞斯的均衡分析，是一种“pure logic of choice”，这一点在后来阿罗和德布鲁对瓦尔拉斯均衡的一系列伟大的研究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也是米塞斯用一条叫做“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的假设就敢重写经济学的原因，更是现在很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声称经济学研究已经结束了的原因。
2. 经济学是否应该止于这种“关于选择的纯逻辑”，依赖于一个经验命题：市场有没有自动地、快速地趋向均衡价格的能力。当我们去看现在的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我们发现，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规范意义下的福利性质（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基本定理）都是可以研究的，唯独均衡的动态性质，即经济是如何从非均衡状态走向均衡的问题，数理经济学家翻遍了偏微分方程的各种原理，也得不出一个一般意义的结论。Saari (1995, pp. 284，渣翻译，多担待)：
回复 ( 10 )
这个问题非常棒，不过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能在知乎上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个问题属于经济学和数学交界处的机制设计领域，需要的知识非常艰涩，也基本不可能简化。因为自己也不太了解，所以这里只能提供一个直觉上的答案。先摆结论：题主的设想应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如果把范围限制到一个具体的市场，大数据确实有可能帮助我们有效配置资源。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Hayek的思想：价格能够有效地、低成本地加总信息，而计划经济很难做到这一点。直观的分析如下：经济体中每个人都有很多私人信息。政府想实现效率，就需要获取这些信息。如果不使用暴力，那就只能通过精心设计的制度来诱使人们说真话。而在市场竞争中，人们只需要了解价格，市场就可以达到有效率，看起来需要付出的信息成本应当是最小的。确实如此，Hurwicz严格地证明了这个结论：瓦尔拉斯竞争机制（也就是我们理解的市场机制）是达到一般均衡的所有机制中所需信息维数最少的。
也许可以把Hurwicz的结果最简单的情形大概描述一下，完全的叙述一定会涉及很困难的数学，自己也弄不明白，具体可以参考Hurwicz和Reiter的书。机制设计问题有两个大前提需要注意：一是隐私保障。设计者不能利用那些本应该是私人的信息。我们不能假设政府知道个人的效用函数、能力等变量，只能通过设计合理的制度去把它揭示出来。二是机制的复杂程度，其中主要包含三个因素：信息维数、计算复杂度和验证难度。信息维数是说设计者从参与者那里需要得到的信息数量，计算复杂度是说机制本身计算需要的事件和空间，验证难度是说参与者回答计划者提出的问题或者验证计划者给出的方案是否最优的难度。
这里会尽量尝试简化这个描述。想象一个只有2人的经济体，此时可以用艾奇沃斯盒来求解一般均衡，市场竞争达到均衡只需要以下两个信息：价格和数量，所以是二维的。如果不使用竞争机制而是使用其它机制来计算均衡，需要的信息都比这个多。以参数传递机制为例，在这种机制中，一个参与者利用自己的信息计算一个量，传递给另一个参与者。另一个参与者根据这个信息再反馈。Hurwicz和Reiter说明了：存在纳什均衡使这个机制和竞争机制等价，但即使假设两人的效用函数都是线性的，实现也需要四维信息（确定两组线性函数需要四个量）。他们还进一步说明了存在直接显示机制等价于瓦尔拉斯竞争机制，但即便如此，实施机制至少也需要三维信息。所谓直接显示机制，就是在这个制度下，诚实是每个人的最优策略，于是每个人都会选择说真话。
这只是二人的情况，如果人数增加，瓦尔拉斯均衡需要的信息维数是线性增加的，仍然只需要价格和需求量，但其它机制就不是这样了，很有可能出现维数爆炸。另一个问题来自计算复杂度。竞争机制不需要计算，因为压根就没有中央计划者。我们也可以假设存在一个拍卖者，然后再构造比较简单的Tatonnement方案来使经济体向均衡收敛。其它机制就不一定能这样了，很多时候，求解这些机制等价于对欧氏空间中的一组微分流形施加限制，使得我们可以用有限个变量和比较经济的复杂度按一定的精度计算它们，这非常困难，需要很多纯粹数学的条件。
机制设计不是没有优点。虽然在信息维数和计算复杂度上吃亏，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机制，使得它们的验证方法比较简单，而竞争机制中的验证条件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如果商品非常多，或者偏好函数不是简单线性的，这一点可能不足以弥补机制设计中需要的复杂度，而这似乎才是我们社会中的现实状况。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构造一个拍卖者，使用类似Ausubel拍卖的技术消去这块复杂度。最后，以上全部都是静态的结果，如果是希望为整个社会设计动态的机制，个人觉得看不到什么希望，即使是很简单的动态设计问题常常也需要非常困难的数学技巧，并且不能保证它能够应用于实际，除非我们做很多纯数学的假定。
总之，虽然题主的设想很远大，但如果范围是一个中央经济体，这似乎不太可行。如果把范围限制到具体的问题，则大有可为。很多国家会聘请理论经济学家来设计一些具体的“市场”，比如电信频谱拍卖、林木拍卖、捕捞权/开采地块拍卖、网上拍卖、器官捐赠、学生入学，等等。这一块现在也叫做市场设计（Market Design），是经济学研究的热门，大有可为。如果题主确实感兴趣，也许可以看看这一领域的科普读物。最棒的应该就是领域大牛Roth写的Who Gets What and Why了，网上有电子版，不妨一阅。
如果想深入了解机制设计的内容，刚刚列举的Hurwicz和Reiter对这一领域的一些方法有很好的介绍。另一本经典的教材是Borgers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Mechanism Design。如果你更关注具体应用，Milgorm写了一本Putting Auction to Work。这些书都需要一点博弈论知识，如果没有兴趣，可以简单看看一些记叙实际拍卖操作的书。美国、英国、香港的电信拍卖都有专书记叙，也可以一读。即使是搞小范围的计划经济也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并不是单有数据就可以搞成的。
参考文献：
Hayek F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 519-530.
Hurwicz L. Optimality and informational efficiency in resource allocation processe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Hurwicz L. The design of mechanisms for resource alloc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2): 1-30.
Hurwicz L, Reiter S. Designing economic mechanism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Mount K, Reiter S. The informational size of message spaces[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4, 8(2): 161-192.
Marschak T.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s[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59: 399-430.
好问题。
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根本没戏。
其实从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来看，赫维茨的“信息效率”这条思路只是模型化了哈耶克的一部分见解，而另一部分见解没有，也不可能在机制设计模型当中体现出来，所以我补充一下。
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哈耶克的人物形象似乎是一个“意识形态斗士”，但其实哈耶克毕生的研究集中在了“瓦尔拉斯均衡的稳定性”问题上，虽然哈耶克本人不做数学模型，但这还是一个非常主流的问题。即使这些研究是深受1930年代哈耶克经历的同勒纳和兰格进行的“社会主义计算问题大辩论”和同凯恩斯进行的“货币政策与经济危机”大辩论的影响，换言之，即使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意识形态的，但哈耶克的分析却是非常严谨的。
在1937年的《经济学与知识》和1945年的《社会中知识的运用》当中，哈耶克指出：
1. 按照他所在的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所谓的均衡分析，特别是他的老师米塞斯的均衡分析，是一种“pure logic of choice”，这一点在后来阿罗和德布鲁对瓦尔拉斯均衡的一系列伟大的研究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也是米塞斯用一条叫做“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的假设就敢重写经济学的原因，更是现在很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声称经济学研究已经结束了的原因。
2. 经济学是否应该止于这种“关于选择的纯逻辑”，依赖于一个经验命题：市场有没有自动地、快速地趋向均衡价格的能力。当我们去看现在的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我们发现，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规范意义下的福利性质（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基本定理）都是可以研究的，唯独均衡的动态性质，即经济是如何从非均衡状态走向均衡的问题，数理经济学家翻遍了偏微分方程的各种原理，也得不出一个一般意义的结论。Saari (1995, pp. 284，渣翻译，多担待)：
但是，现代实验经济学家因为有了全新的工具，似乎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在02年诺奖得主V. Smith最经典的文章《对‘哈耶克命题’的实证检验》中，在一个双向拍卖实验中，参与人非常轻松地找到了使市场出清的价格水平。
3. 关于市场有没有自动地、快速地趋向均衡价格的能力，关键在于市场利用知识的效率。所谓的利用知识的效率，是指知识的发现、传播和储存。为什么呢？因为价格能够使市场供求平衡，当且仅当价格真实地反映了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此时，“价格接受”才是正确的、理性的行为。而当所有决策者都是price taker的时候，大家的认知资源获得了极大的节约。
哈耶克认为，价格是否能反应知识的相对稀缺性，在于：1. 相对稀缺性能否被经济活动中的参与人所识别，和 2. 识别出来的相对稀缺性能否转化成“共识”，即预期的收敛性问题。其中第二条非常关键，比如去年的股市波动中，微博上的各路人马，包括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民间股神们、学了三天金融学就指点江山的半瓶醋大学生们，都提出了对这波大起大落的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释就代表着不同的预期。而且因为一些因素，心理的或者是阴谋的，当新信息持续补入市场时，这些预期并没有收敛。
4. 市场利用知识的效率，关键在于大家的知识结构有没有专业化的分工。让更擅长获取某种知识的人全力去搜索他擅长获取的那种知识，这是因为，知识是散在的。“散在知识”是哈耶克一生我认为最重要的观点，因为市场中的知识，比如：“某个街区有大量上夜班的人，所以开一家24小时便利店会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以碎片的形式沿时间和空间分散在各个角落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知识的获取本身是报酬递增的，让有大量数学基础的人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要比让一个初中生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报酬是不同的。而报酬递增必然导致分工，这是从斯密到马歇尔到杨格再到后来的演化经济学家们一直坚持研究的课题。
5. 专长于搜索“价格不能反映真实的相对稀缺性”的人就是企业家，价格不能反映真实的相对稀缺性，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套利机会”。另一位奥地利学派的扛鼎人物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理论中，企业家的本质是“警觉性”(alertness)，是对市场中的利润机会时刻保持敏感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报酬就是企业家的收入，这种报酬激励着有这方面专长的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因为有企业家所以至少存在着趋向均衡的趋势，企业家沿真实的时间不断获取知识的过程，就是经济收敛到均衡状态的过程，即便在任何一个时间截面上，我们都不能说经济就是“均衡的”。但计划经济中，这些散在的知识必须由一个“经济大脑”来做，无论它多么聪明，多么博闻，也不可能比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专业化的头脑有效率。
有了这五点，再去看赫维茨对经济机制设计的分析，即“如何用尽可能少的信息去实现目标”的问题，就可以看出弊病了。就像 @猪月 所说的，机制设计似乎仅仅能在某些局部问题当中被应用，而全局问题，必须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角度来理解。市场这种制度，被证明是，且仅可能是一种“涌现秩序”（emerging order），也就是说，在一个大规模互动构成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博弈的参与人根本不可能想象哪种结果会出现，而市场的出现就是这样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
好了，我们回到题主的问题，题主问的是，计划经济在信息使用效率的低廉导致了计划经济的崩溃，那么信息技术的进步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显然易见的反驳是：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将数据和信息技术留给私人、留给企业家似乎更能提升信息使用的效率。以data science为例，当市场中的企业家所做出的判断，如果有数据作为参考，可能确实能提升判断正确的可能性（虽然我对这一点持悲观的态度）。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包括良好的市场道德、对私有资源的自由处置权等等，分工借由比较优势原理，永远比某一个大脑大包大揽来的更有效率。用数据去探索某一个市场、某一项资源的情况，也必然比动用数据去研究整个经济体来的更有效率。
所以，我认为政府更应该做的事是，提供开放数据库给私人部门，因为这东西正外部性太大了。
当然，我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渴望计划经济、渴望开明专制的原因。扯几句私货，据我观察，中国人在国民性里面隐藏着渴望“责任分担”的动机，而市场经济恰恰是每个人都要百分之百为自己的决策正确与否负责的体制。市场是无情的，你投资失败了就是失败了，你跳楼也好，精神崩溃也罢，市场都不会给你任何的补偿。长期父爱主义和权威政治的熏陶，致使中国人总是希望能够在遇到损失时有别人出来承担责任，这是维系一个这么大的几千年的农业国家长期稳定有序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计划经济的确是一个每个人都不需要为自己的判断负责的制度，经济状况差，是你计划错了，和我没什么关系。
因此，我猜有人会问，你上面的论证还是基于“数据不是万能的”来展开的，如果数据就是万能的呢？因为随着信息技术趋向无所不能，市场和计划的效率差距是收敛的，在无所不能的信息技术面前，任何获取信息的成本都是零，市场和经济当局使用信息技术的效率必然趋同。而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问题，使得计划经济能够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长期就有对“计算机社会主义”可行性的论证，即如果我们能开发出一台万能的、无所不知的计算机，那么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地运行计划经济了呢？
答：还是不行。因为，数据和计算机永远不能解决创新问题。
当然，题主问的是数据的问题，这里借着AlphaGo大战李世乭，先扯几句计算机。
说回刚才的企业家的问题。其实对“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三派看法 (Klein, 2008)：比如柯兹纳认为企业家精神是指警觉性，而对奈特和米塞斯来说企业家精神是指“判断力”，对熊彼特来说，企业家精神是指“创新”。
这三种理解大同小异，都指向了一点，那就是企业家要做的是将想象中的东西变成实际存在的商品的能力，这种能力包含着想象力。而想象力，据我所知，没有办法被万能计算机所解决。为什么呢，计算机本质是一个封闭的数据处理装置，它需要设计者预先想象到所有的可能性，即逻辑上可能出现的所有结果，这些结果必须是“可列举的”，或者“可想象的”。在这些可列举的领域中，计算机必将战胜人类，这是不可否认的，比如国际象棋和围棋软件可以战胜最聪明的人类，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创造出来的东西，本质上是一种“维度扩张”，也就是做出别人都未曾想到过的东西，这种依赖于纯粹灵感的东西，计算机就捉襟见肘了。这也是很多人指出面对机器与人之间的竞争，人类必须学会做创造性的工作的原因。
说到数据，状况可能还不如计算机。我在之前的专栏开放宇宙、企业家与挨千刀的概率论 – Mr. Bias 的经济学轻科普 – 知乎专栏里面论证过，创新的市场价值，事前是不可能用数据来研究的。因为创新是一种对旧秩序的毁灭，并且这种毁灭是不可逆的。一件东西，出现了就是出现了，不可能再让世界重新回到这件物品出现之前的状态了，因此，数据分析的最基本要求“大量重复”不可能成立。
数据的本质是从过去发生的事情推测未来，但是加入创新这个维度之后，未来从根本上不可预测。在计划经济问题中，如果我们给定了所有的商品，让数据和计算机去精确计算投入产出表、精确计算每个人的需求都是可能的，但是计算机和数据科学不能做根本性的创新。这里的“根本性”是指，计算机和数据科学可以发现一块儿Muji的毛巾要怎么定价、应该设计得多大，这也算是创新，但不是根本性的。但是要计算机和数据科学去发明，无中生有地做纯粹的想象，本身是不可能的。这个工作还是需要人类自己来做。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创造必须是个人的头脑高度分工的结果，斯密在论证分工的三个好处时就说，大量重复的体力劳动，迫使烦躁无比的劳动者自己开始想办法用机器取代手工。任何由经济当局大包大揽的研究计划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迄今为止我们的政府自己来做的创新也仅限于军工、超级计算机等等几类。似乎，政府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教育，让民间自己去创新，私人在利润的驱动下去创新，并且为创新附带的奈特不确定性负责，似乎是最好的模式。
而在这个过程中，数据和计算机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以上。
只要是人在生产，而且人和人的生产率还存在差异，那计划经济就是在不断生产自己的掘墓人。大数据什么的，一点帮助都不会有。
首先，计划经济的实现根本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否则「计划」无法实施。而保证公有制，就必须限制一切资产阶级法权。
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么就必须限制按劳分配，即使不禁止，也要让按劳分配的范围降到最低。在按劳分配中，被批判得最厉害的，大概就是计件工资。我们可以在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看到对按劳分配与计件工资的批判。
——1976年5月《政治经济学学习问题解答》
——1974年2月《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
这几个判断有没有道理？站在无产阶级角度，当然非常有道理。朴素点想，只要劳动者和劳动者的生产率不一样，那按劳分配肯定会造成有人吃得饱有人吃不饱，而吃的还有剩的那批人就有了积累，积累越来越多，开始放贷，开始雇佣，成了资产阶级，成了无法被「计划」的一批人，并开始产生自己的政治需求。这样走到最后，就是刘少奇的「四大自由」——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显然，这种「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行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唯一被剩下的按劳分配体现，就是八级工资，不过也被批判得够呛。
——1975年10月《要学点政治经济学》
因为「工资」本身的资产阶级原罪，整个1966年到1976年，人们的工资基本没有变化。唯一一次变化是在1971年10月，在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中，对占全国28%的部分老职工，根据他们参加工作的年限，调高了一级工资。
所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体的手段就是要极力避免经济主义，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行为。这些都不行，那如何调动积极性呢？让我们来看1974年1月《红旗》杂志刊出的上海码头装卸工人撰写的文章《靠什么调动积极性？》，深刻批判了按照装卸多少货物来给工资的经济主义，说道：
问题来了，路线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在群众的政治运动热情高涨的时候尤为有效，在热情消退了以后怎么办？方法是不断斗争，继续斗争。阶级斗争，在这里一方面是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刺激生产率的有效手段。
但这样的日子是有终点的，人们对斗争的态度总会越来越冷淡——从1971年到1975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仅有0.3%，1976年的工业企业平均工资水平比1966年还要低13%，人们的生活水平增长陷于停滞。
从上表可以看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从1965到1975年的人均生活水平增长相当慢，例如四川省从1965年到1975年，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仅仅从255元上升至260元。
1976年后，被废止的经济刺激行为被重新启动，严格的工厂管理制度被重新启用，阶级斗争的内容则被放在了一边。和资产阶级法权紧密相关的种种行为，重新登上舞台，后面的事情，就不用重复了，事实证明对无产阶级来说，下面这段话是非常正确的：
——1976年5月《政治经济学学习问题解答》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的一桩事实是——对一个计划经济体来说，当政治激励的效果被逐渐削弱时，调动劳动积极性，和防止资产阶级复辟这两个任务，是不可能同时完成的。计划经济用持续斗争的方式压抑资产阶级法权抬头，同时试图调动劳动积极性；但当政治刺激手段走到头时，资产阶级法权将不得不被重新放出笼，同时给自己掘下坟墓。
所以，计划经济的实现，需要的不是大数据，而是需要一种可以完全替代经济激励的机制——也许是政治，也许是强制，也许是药物——而且这种机制的效果是不能消退的。前面有一个回答说：蚂蚁蜜蜂群体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最简单的经济活动方式——看起来改变基因或者是信息素什么的也能起到这个效果。
直观点说，如果一个经济体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样安排自己的每一个细胞要做什么，而是需要给这根手指头一个“你去这儿挠挠痒我给你点好处”的指令他才会动一下的话，那么他就不适合计划经济。因为这根需要一点好处才能去挠痒的手指最终必然会变成癌细胞，让整个身体全部分崩离析。
看到这里，也许会有很多读者能想出一堆调和论，什么和什么共存，什么和什么不矛盾，计划经济既能怎样也能怎样之类的话。针对这样的疑问，让我们看看1975年，邓小平用三项指示整顿经济，而毛泽东敏锐地感受到了他的倾向，在1976年4月做出了重要批示：
体会一下这其中的经济刺激主义和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想想看，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你们能不能比毛泽东想得更远。
题主，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前段时间某大数据公司提供过一个数据，发现全中国在淘宝上购买泳装比例的最大的省份是新疆，比例最低的是海南。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新疆的泳装产业是被严重低估了。
结果发现新疆通过淘宝买泳装是因为泳装实体店很少，只能在网上买。而海南随处可见泳装店。
大数据本身就是一串数字。即便是讲实证，数据给出的信息也非常片面。从根本上说技术上要掌握全社会的生产\消费信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用张五常的话说，共产主义是讯息费用极大，大到社会产出要非常吃力才能养活这套指令系统。
这个问题很简单。
如果私有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 无法事先知道，无法事后验证，试问大数据有什么用？大数据是事后统计出来的信息。怎样通过给予足够动机让私有信息所有者贡献出自己的信息才是根本。
即使通过某种技术让中央控制者知道人脑中的私有信息，如果不能控制人的行为，也没有用。
—–补充—-
价格、数据是自由行为被观察的表象和最终呈现出的结果，所以人的行为是关键。
题外话 (不是针对谁), 我有时候在想，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的名词来回答一个问题吗？
大数据可以更好的指导生产资料的投放。但大数据解决不了生产利润的分配。
假设原来生产的20%产品由于供大于求而浪费掉了（倒牛奶事件）。
我们先简化模型，假设世界是回合制的，假设消费者内心的欲望是可以被大数据分析出来的。根据上一个回合的总消费，大数据得到了新一个消费预估，从而让浪费减少到了10%。
但是，请注意，消费的总额没有因为大数据而增加！因为资本家不会因为浪费少了而给工人更多钱啊。
甚至，我们知道要处理浪费的东西是要成本的。资本家少了浪费，全社会对处理多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减少了。工作机会反而会减少。
而且，上面还是简单的实物生产模型。那么金融投资呢？虚拟商品呢？比如软件，比如小说，比如新闻。通过大数据，资本家可以投资更少获得同样产品和收益。由于这些产品的复制成本极地。意味着同样的收获，资本家可以雇佣更少的创作者。
总之，如果只是大数据，虽然全人类的消费欲望并没减少，但全世界劳动者拿到手的工资会因为大数据而少了。更多的钱被资本分走了。反而会导致世界消费总额的下降
作为正在钻研大数据编程的经济学学士，我简要的说一下我的感受。
西方的市场经济（注意是西方，也可以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相对于苏联（注意是苏联，也可以包括东欧）的计划经济经济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快地实现帕累托有效，而这种帕累托有效更多地不是体现在各种先进的技术本身，而是体现在用各种手段满足消费者内心的需求。
这就是主观效用，也可以成为用户体验。这是任何外在计划的短板。
苏联有少年先锋宫营造各种领域的天才，有优渥的资源来发展大国重器，但是没有人会有动力去生产各种好用的家用设备，生产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各种便利产业，特别是服务业。
而人的客观需求可以衡量，主观需求很难衡量。神经经济学就是为了解决主观需求判定问题而产生的认知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
大数据分析的前提是要有数据来源，而哪怕你在全世界的每一立方土地上都有设备捕捉所有人类行为的影像，且具有良好的图像识别加工模块，那么即使你轻松可以解决一切案件的侦破，但是还是无法实行完美的计划经济，因为当前的认知心理学无法量化描述人类的主观效用。既然不知道它们的效用如何增长，怎么增长，你如何下定策略优化配置呢？
不过大数据在信息检索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可以有重大作用，因为正如hadoop的一本入门书所宣称的那样，大数据编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处理非结构性数据；
另一方面，大数据对于媒体网络数据可以快速处理，快速控制舆情。
所以说，对现在的一些国家而言，用大数据技术维护好的计划经济体制还不够，但是用大数据维护自身的存在是绰绰有余了。
谢邀。
当前互联网+革命都尚未完成，谈大数据拯救XX有点早。
有一点，如果连互联网都拯救不了，那大数据也没办法。
之前，老大哥在看着你，适当关心自己的隐私数据才是。
个人隐私会不会随着互联网发展而逐渐消失至不见？ – Han Hsiao 的回答 – 知乎
计划经济不需要被拯救。它唯一的问题是让统治阶级无法剥削，无法当人上人。
——————
本来只是随便说一句的，也没想仔细分析，但是看到评论，我的恶趣味又来了，又想用辩证法去分析shaX了。
你拿炉石这种东西，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美国也没有啊～全世界也没有啊～不要笑话刻舟求剑的人，说的就是你。中国的动画和电视剧最辉煌的时候，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做出来的。因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本质不同在市场经济为利润，所以粗制滥造极其明显。计划经济为人民需求，劳动者跟生产方有互动，根本不会出现生产方是你爸爸，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的情况。计划经济下会根据劳动者需求创造更加耐玩的娱乐品，这种娱乐品不会为了捞钱让你成夜的肝，也不会为了利润让有钱的玩家当老大。再说物质充裕，中国水泥产量全世界百分之六十，钢产量年产八亿吨，产能全开的话钢产量一个月一亿吨，全世界年产量才16亿吨。可是，垄断土地和建材的就是你大爷，这么充裕的物质，你享用得了吗？当房奴愉快否？至于生产，更是与市场经济无关，市场经济动不动就危机过剩去产能，物质销毁了也不给你。这是极大的浪费，阻碍生产发展。有些人就是有种商品多了就是自己的错觉，你房奴还要当多久？结婚彩礼钱够了吗？学区房呢？看病欠了多少啊？说的就是你，阻碍计划经济的不是X就是X，明显你是前者。
怎么总有人认为计划经济就是几个中央计划委员开会拍板或者一台终极计算机模拟搞定出生产产品、产品价格？
=======================================================================
计划经济是要终结市场经济以利润（剩余劳动货币化）为驱动的生产方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如何通过科学标准化地， 以劳动时间投入多少来衡量生产投入，将一切成本纳入时间成本解释范畴， 这就形成了在要求一般社会劳动强度下，具体要比例分配多少劳动时间在各个生产领域，计划投入多少时间获得多少产品产量的基本生产模式成为计划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最根本的生产方式 。
那么如何来衡量，或者说确定一般社会劳动强度呢？或者说具体的单位时间某物质产品产量如何确定呢？回答就是：通过某一生产领域在尽可能配置同等生产效率（或者说基于一定标准化）的生产资料下的，人们劳动生产产量来确定 。
如果某一领域的生产技术提高了，那么相应的就可以减少劳动人口投入，或者可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时间，再或者在多余的时间基础上进行新的种类产品生产。
（ 通过确定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不难推算出某一时期总体计划产量，和分配给具体领域劳动生产者的生产任务量 ）。
即假设某一阶段，投入在这一领域（如冰箱）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者，通过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投入生产出来的产品按平均产量为1600台/小时，投入在那一领域（如大米）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平均产量为120吨/小时，而投入在另一领域（如汽车）的平均产量为100辆/小时……..以此类推，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单位小时（劳动时间）下：
1小时=1600台冰箱=120吨大米=100辆汽车=…..=……
这就相当于将劳动时间作为人们进行生产交换的媒介和相互交换衡量依据（不是说社会主义就不存在货币，只是这时货币只是作为一种更好表达劳动时间流通的“量”的形式），
而一切生产变成了以单位时间计量的按库存流量生产。
做成简易表格就是这样：
（这里说明，图中所举的产品只是这些产品门类下不同型号性能的产品数量的加总,比如6050000台冰箱中，海尔占产量的二分之一，格力占其余的五分之二，容声占其余的五分之一。。。。等等，同样的，7524800吨大米里面也会包含印度香米、泰国香米、东北大米、秋田米等等）
（注：供应链专业的同学应该比较熟悉，如不理解什么叫做按库存生产的同学，建议去玩一下各类生产经营模拟游戏，或者大部分的即时战略，再或者舰C、舰R、少前等，最直观，上面的资源采集计量表就是典型的按库存流量生产的）
那么一切消费，也变成了按库存流量消耗，而各类消费品的生产产量的比例调节、增减，产品质量（使用价值）的提高和改进，则可以根据各类产品的单位时间下库存实际消耗量，各生产部门围绕使用价值这一中心进行产品研发竞赛，消费大众的普调反馈来逐步按期间来确定和精细化，通过数据分析来尽可能减少下一次生产所产生的加总时间成本浪费，同时有序提高下一次具体产品质量或者性能的改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生产者本身就是产品的消费者，比如生产冰箱的人也用自己生产的冰箱，会不好好生产么？所谓市场经济的试错和成长性要比计划经济强，那就搞笑了）
而新的生产消费的产生，则是在原有的总体物质产品生产投入的劳动时间的进一步相对减少的前提下（投入时间比例减少），人们在较为丰富的物质改造实践环境中产生。就比如人解决了衣食住后就会想到进行各种各样的精神活动享受，实际上就是人们分摊在衣食住的劳动时间相对变少了，能够腾出更多时间精力来精神享受，这同样一个道理。
而当某一新生消费品逐渐发展成为流行为大众普遍需求，则要考虑将其纳入社会必要劳动范畴，追加部分社会劳动以求将其在该阶段社会生产力允许下普及化（如暂时不能，则将其公共化，即让人们对其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防止小生产出现。
至于具体到个人的不同偏好需求，则自己支配自己的社会劳动外剩余时间（个人可支配时间），由个人，小团体俱乐部协作的方式来满足。
如果现在搞公有制计划经济，完全就可以在现今产品种类丰富的基础上，把那些大众耗费平均可支配的劳动时间乃至穷尽一生都得不到的奢侈品开除出必要生产序列，通过按库存生产的方式来确定各种可普及化消费品的周期产量规模，来确定投入多少产业劳动力和周期；按实际库存消耗量来确定哪些产品多生产，哪些减少生产，如何更好的提升产品质量。
这里，从始至终，所谓的计算机数据分析都是围绕生产多少、投入多少、消费多少展开的，只能起到对制定生产计划精细化、标准化的辅助作用，而不是搞“控制论”，搞计算机模拟生产产品价格。而参与生产各个环节的人，都可以为计划的决策提供必要参考（就比如生产冰箱的人本身就会是使用者，加上他们专业于此，他们为生产冰箱所做的计划制定参考更加具备可行性了）
那些认为消费什么产品无法预计，请问哪些消费不是建立在社会总物质供给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哪些消费不是建立在社会可供给物质种类的多少的前提下之间有机组合的？你现在要问我明年具体吃哪道料理，是辣子鸡，红烧牛肉还是干锅狗肉，我当然回答不了，是你，你回答得了么？但是只要社会还供给鸡肉、牛肉、狗肉，就可以影响我明年吃这些料理的可能，甚至可能我还会去吃红烧狗肉，干锅鸡，辣子牛；将来袋鼠肉、鳄鱼肉、鸵鸟肉全面普及了我还能吃炖袋鼠尾巴，烤鳄鱼，烟熏鸵鸟————这些消费都可以由我个人意愿来达成，为什么一定要在市场经济下被你们这些炒作商家忽悠？
只要社会生产下总物质数量、种类相对丰富，任何在此基础上的消费都是可能，既有可能社会化，也有可能团体化、个人化。
你告诉我市场经济下那些一时商家炒作出来的营销量、私人控制资本下长期洗脑结果的消费量数据怎么科学指导生产安排吧？
所以说，计划经济不是靠大数据技术来拯救，甚至都不需要什么大数据。
因为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不会有所谓的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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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知道某些人是怎么得出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假设生产力是不会变化的这一观点的。
投入更少劳动时间，更少物料消耗，获得更多单位产量，相应缩短社会劳动时间，这不涉及到技术关系？不妨来告诉我，苏联采用大半个世纪这一体制，生产力没有一点发展，或者告诉我苏联的“粹智”理论是假的，从来没有，粹智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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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既然许多人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那么我想反问，一方面人与人确实存在差异，但是否差异性就这么大？刘翔跑的再快，也就比普通人快个几秒。在标准化机器面前，人类这点所谓差异再渺小不过了。另外，差异有何而来？既然存在差异，那么不能通过后天补过缩小这种差异？任何的才能，就算是天才，脱离一定量的客观实践，那就是伤仲永。尤其是，就目前的状况，脱离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来谈所谓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是蠢就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