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纸币最终在明朝崩溃？为什么恰巧是明朝？这算偶然还是必然？ 举报 理由 举报 取消 为何中国古代始终无法避免滥发纸币？为何中国作为第1个使用纸币的国家，也第1个放弃了纸币？若仅是因为超发货币，为何其他朝代也都滥发纸币，却能把崩溃的纸币系统拖到末期，由下一届政府接棒，明政府却只能坚持到中期，宣告北宋以来中国纸币的大结局？中国古代纸币的死亡是否与白银作为更优一般等价物的竞争有关？这种渐进的替代是否在元代已经初现端倪？ 2017年11月16日 10 条回复 1365 次浏览 历史,明朝,货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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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么，请允许学经济的学渣来抖个机灵，说错勿打······![]()
纸币，作为现代经济货币体系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众所周知，发行它的中央银行，必须事先贮存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以防大量储户同时提取银行存款时银行因为无充足的能力清偿而导致信用破产。请时刻记住，准备金的存在，是一个货币体系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没有准备金，发行货币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信用保障。
同时货币政策的运行，必须考虑到物价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是与货币（这里直接指代纸币）的发行量息息相关的。只有稳定且低限度的通货膨胀，才不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效应。而滥发货币的下场，中外“金圆券”牌和“津巴布韦”款茅厕纸的笑话历历在目。
而我们朴素无产阶级出身的朱重八同志，那些年显然是不懂这些道理的。他眼见着元朝发行纸币很好玩，他就有样学样也跟着印。按他的规定：大明宝钞一贯可折算成黄金0.25两、白银一两、或铜钱一千，亦可折换成米一石（注意这里，大明宝钞的币值是按照稀有金属货币或者大米换算的。换言之，这种纸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背后必须有按照一定比率现实存在的稀有金属货币或存粮作为纸币的价值担保，也就是它的准备金）![]()
但不幸的是从洪武八年大明中央银行卯足了劲发行宝钞开始，直到朱元璋嗝屁的洪武三十一年，年发行量高达515万锭纸币的背后却是整个中央银行的库藏里没有一锭金银、一串铜钱、一袋大米来给纸币作信用担保。中央银行的逻辑是我印了一贯宝钞，它就真的能当一两银子花，能当一石大米啃（骗鬼呢！）······于是乎，纸币发行的最初前提，信用体系，就在宝钞诞生之初，被我们的朱重八同志搞崩溃了大半。既然纸币没人担保，那好了，有多少人敢去用它、当它是个宝贝玩意儿？
再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上面大明宝钞的发行量：—年515万锭······好家伙，蒙古人当年在中原还没死球的时候一开始也就只敢发行20万锭的交钞。稍微没控制住，飙升到150万锭，整个社会经济就通货膨胀的逼出了一帮反贼。结果大明中央银行混不吝，瞧瞧人家，元朝的发行量还不够它零头的（洪武二十三年，中央银行的练家子们更是直接把发行量提升到了1500万锭）。加之当时大明政府的规矩是“宝钞一律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导致当时市面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泛滥成灾，通货膨胀无限发展╮(╯▽╰)╭。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经济意识的人都知道，纸币的发行量一旦过多，它本身就会相应地贬值。如果中央银行又恰巧没带脑子上班，就会加大马力继续多印以数量弥补质量。最后恶性循坏，又为公共厕所创造了一款新的咯屁股手纸。洪武三十年，一两白银可以买四石米。但如果用宝钞购买，却要十贯。到了朱元璋重孙宣宗的时候，购买一石米的宝钞面值已经需要五十贯；明英宗正统九年时，已经飙升到了一百贯。从此大明宝钞，价值已经不再囿于它本身——拿它兑换铜钱，基本上一贯能换得的铜板绝不超过两文。![]()
一款纸币的发行，既无准备金的支持，又没有相应的通胀应对机制，要不完蛋，那才真有个鬼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明朝中前期这种农民被严重束缚于土地之上、社会流动困难，且商业还没发展起来的社会环境下，用纸币作为主流的流通货币，本身也真是个见了鬼的决定了······![]()
超发。
从北宋开始，中国纸币始终是作为帝国的辅助经济手段之一存在，控制流通量的政策相当严格。纸币的价值来自信用，主权信用化之前，金属货币的储备金是纸币价值的信用来源，非信用货币如果想要维持稳定价值，则要么必须有足够的金属准备金，要么强制规定购买力禁止兑换，以转化成某种程度的信用货币（只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基本上只会更加崩溃）。
然而超发的诱惑是摆在所有领导者面前的，南宋发行会子时，就曾出现过量发行导致贬值以后紧缩发行又增值的现象，宋孝宗悟出“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明代的丘濬(公元1421年～ 1495年)提出保持银与钱、钞的固定比值：“虽物生有丰歉，货值有贵贱，而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万方。”元代的王恽(公元1227年～ 1304年)针对当时宝钞贬值，曾提出用银收兑纸钞的设想。元末明初的学者叶子奇在《草木子》中提出纸币兑现论：“元之钞法，即周汉之质剂、唐之钱引、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当其盛时，皆用钞以权钱。及当衰败，财货不足，止广造楮币以为费。楮币不足以权变，百货遂涩而不行。”“当今变法，宜于府县各立钱库，贮钱若干，置钞准钱引之制。……引至钱出，引出钱入，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
可是朱洪武太缺钱了。历史上使用过纸币的朝代，在王朝建立之初，虽然经济惨淡，但往往形势并不至于严重到明初的情况，作为其中唯一一个从农民大起义中诞生的帝国，明初中央政府的经济能力完全无法满足运行国家机器的要求，于是印钱就成为了饮鸩止渴的手段。
至于这是否是历史的必然，答案是肯定的。
理查德·冯·格拉恩在《纸币的起源》中曾论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引述如下：西方货币理论强调的是，在市场交换中商品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与此完全不同，中国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强调的是，如何通过相关政策安排，使统治者能够熨平时而匮乏时而充足的经济兴衰周期，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物质需要。
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在政府拥有对经济的绝对主导权的大背景下，调节货币供给自然成为了统治者或统治集团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故而“法定货币”这一西方近代出现的概念实际上早早就在中国得到了实践。
在经济学中，法定货币是指不代表实质商品或货物，发行者亦没有将货币兑现为实物义务；只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为合法通货的货币。法定货币的价值来自拥有者相信货币将来能维持其购买力。货币本身并无内在价值。也就是说，当纸币产生之后，法定货币实质上就是法律规定的可以流通的纸币。
由法定货币的定义可以看出，法定货币实际上就是以国家信誉为内在价值的本身价值平平甚至没有价值的货币。我国古代的货币思想虽在精神上与法定货币概念有区别，但在实际应用中却有着相同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青铜币体系视为特殊的“法定货币”体系。也正是“法定货币”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特殊环境下的的实际存在，使得纸币在工商业并不发达的中国有了产生的基础。
然而国家信用的破产，或者兑换机制的不合理，都会轻松毁灭法定货币的价值。不发达的商业环境，缺乏理论研究与市场考验的货币哲学与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机器领导人，注定纸币无法以正常货币的身份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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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明宝钞缴税的问题，给个链接吧
人性本私_新浪博客
因为宝钞印刷没有准备金而且粗制滥造
其实刘小·猪早就已经玩出来了。。
汉代奇葩钱币：汉武帝拿白鹿皮造钱（图）
政府收税不收纸币，
中学历史课本上说，中国是纸币的故乡，产生于北宋时期（1023年）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欧洲早600多年。然而，历史同样告诉我们，当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的时候，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已经通行于世界，而中国却还在使用白银和铜钱作为货币。中国的纸币上哪里去了呢？原来，早在明朝中叶，中国的纸币就已经消亡了。为什么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纸币却逐步走向了没落呢？从交子到会子的故事将向我们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道理。
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真正成为了纸币。
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然而，这也正是中国纸币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自从接管了交子的发行之后，朝廷突然发现，纸币实在是个好东西！不用什么本钱，只要在一张纸上印上几个字，就可以当真金白银使用，换来实实在在的财富，还不用背加赋的骂名，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于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它与交子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不置准备金、不许兑换、可以随意增发，这就为中国纸币打开了末日之门。
末日之门既开，形势就急转直下了。除了宋孝宗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皇帝之外，大多数皇帝都把发行纸币（包括交子、钱引和后来出现的会子）当成了增收的手段。要养兵，便印纸币，要打仗了，又印纸币，打完仗要犒赏诸军，还印纸币，就算是太平时节，朝廷想要采办些什么东西，自然仍是印纸币比较好。在印刷术已经相当发达的宋代，手工印钞机开始全速运转，为皇帝们提供了无数可以任意挥霍的纸币，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和丧失信用的纸币的消亡。
以南宋会子为例，根据乾道四年（1168年）的安排是3年一届，每届发行1000万贯，届满后发行下一届会子来回收上一届会子，这样会子总的流通额就保持在1000万贯。这个数字虽然是北宋交子的8倍！但毕竟还是一个有限制的数目，通货膨胀的规模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然而，不允许增发纸币，就意味着断了以后的财路，这是皇上和大臣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官家（宋朝皇帝的俗称）定的规矩，不过8年之后就被官家自己给推翻了。淳熙三年（1176年），朝廷让第三届、第四届会子各展期3年，这意味着在新会子发行的时候，旧会子仍在流通，流通额就加倍了。此后，会子展期就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发展到永远流通，不再回收。每界发行额也从1000万贯发展到数亿贯。更恐怖的是，新旧会子的兑换率也不再是一比一，而变成了二比一、三比一，甚至五比一。这意味着在现代经济中只有恶性通货膨胀到了极端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的币制改革，在南宋竟然每3年就进行一次！按元代中统钞的汇率倒推，第十六届会子就已经通货膨胀了1250倍（共发行了十八届），而若推到第一界会子，恐怕通货膨胀的倍数就得用万甚至十万来衡量了。
人民群众不是傻子，看到官家如此发行纸币之后，谁也不愿用真金白银再去换那一张张早已丧失信用的废纸了。从嘉定初年（1208年左右）开始，会子就已经基本无法在市场上流通了。此后再发行的会子就只是官家自娱自乐的性质，或是作为朝廷强抢民财时假模假样的付出的一张遮羞布了。而此时距离官家第一次失信打破会子制度不过30多年时间。
此后，元朝和明朝虽然也都一度发行过纸币，但朝廷对待纸币的态度和纸币的命运也都与南宋并无二致。到明中叶弘治年间（1488—1505），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使用的最后一种纸币大明通行宝钞就已在市场上停止流通，铜钱和白银再次主宰流通市场。中国的纸币就这样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纸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只有当它代表了货币信用的时候，它才具有价值，能够流通，能够极大的便利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一旦失去信用，它就变成了一张废纸。交子的兴起，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商业信用大发展的成果。而会子和其他中国古代纸币的衰亡，也正源自政府对货币信用的破坏性掠夺。
说到这里，一个问题不免让人疑惑。当初成都几个商人发行的纸币有信用，而后来几朝政府所发行的纸币反而没信用，难道说商人比政府更有实力吗？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商人确实实力弱，没有对社会的强制能力，而这反而使得他必须受市场的约束，不能乱来，否则就会有被市场所淘汰、倾家荡产的风险。这一约束，恰恰使他建立起了自身的商业信用。交子铺户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分化，从一开始的良莠不齐，到莠的被自然淘汰，良的逐步发展壮大到统治市场，正是这一机制的生动写照。
而政府，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高度集权、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的政府则不然。它有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有着能够强迫社会接受的实力。正是这一力量使其可以不受市场的约束，不必那么珍视自身的信用。因此，交子铺户必须有的准备金，朝廷可以没有，交子铺户必须遵循的纸币发行规则，朝廷可以不遵循。在这种没有外部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自我约束，政府就很容易走上恣意妄为的滥用权力之路，从而毁掉自身的信用、毁掉纸币制度、也毁掉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萌芽。
对政府来说，这也不是件好事，开始滥发纸币的时候，无本万利的感觉确实很爽，但过不了多久，恶性通货膨胀和纸币的消亡就会使其陷入更困难的境地。明崇祯十六年（1643），在李自成的兵锋之下，崇祯皇帝再次想起了纸币，他设立了内宝钞局，日夜赶造大明通行宝钞，希望能够挽狂澜于即倒。然而，早已没有人愿意用真金白银去换这些印制精美的废纸了。在无数宝钞的伴随下，崇祯皇帝把自己挂在了煤山的一棵树上。这个时候，他是否会想，要是当年自己的祖先不要那么贪婪，也许今天的宝钞还能流通，还能拯救一下自己和自己的王朝？
在当时社会生产供给一定（或者说是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大规模的增发货币就是人为降低纸币购买力。老百姓又不傻，当然就不干了。
要是当年明朝政府能以保证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有序控制货币发行量，也许美元成为国际主流货币就要延迟100年了。
因为朱元璋以为纸钱可以随便印。
看了几次，都看成纸巾_(:_」∠)_
明朝的纸币是个悲剧，而明纸币的悲剧又间接导致了明朝的悲剧。
纸币的生命力归根结底靠的是它的实际购买力，而纸币的实际购买力又与发行国的经济息息相关。一般来说，货币发行量过多往往会导致货币贬值，而长期的通货膨胀就会导致该货币的崩溃，这个不论是金银铜还是纸币都一样。但是，由于贵金属含量少且开采不易，因此多数时候贵金属货币是比较稳定的（西班牙曾发生贵金属通胀）。但贵金属货币在人类社会活动发达时由于发行量不足会导致通缩，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纸币出现。不过纸币过于好控，在对经济活动认识不充分的古代很容易发生通胀，而这就导致货币的崩溃，甚至于朝代的崩溃。
在中央集权的时代，纸币跟当政者有关。在王朝的末期由于君主的奢侈和官员的腐败问题，财政往往不足，因此超发货币是常事。南宋，元的灭亡就与此有关。
但是明朝的纸币超发却与众不同地发生在王朝的早期。明纸币的消亡直接责任人是明太祖和明成祖，这两位君主的超发货币导致了明朝前期极其恶劣的通胀。朱元璋同志超发源于他对货币认识的不足，他将宝钞（即明纸币）作为恩赏大量流通，据黄仁宇先生测算1390年一年，他赏赐了9500万贯宝钞，而当年明朝财政收入折合宝钞两千余万贯。而朱棣同学的超发原因就更简单了，收入不够，由于永乐皇帝的“丰功伟业”深入人心，我不多说，很显然明朝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朱棣同学的“雄心壮志”。1425年，一石米需要40到70贯宝钞，货币贬值至原先价值的1╱40到1╱70。从此以后宝钞就步入衰亡阶段，宝钞的名声扫地，以至于明朝的政府官员都不敢收宝钞纳税，到了16世纪中期宝钞已经需要用“块”来论值了（一块为一千贯）。宣德皇帝当政时采取了设置新税种吸纳宝钞等方式，曾经一度缓解了宝钞的衰退的趋势，但由于没有跟进措施以及后继者的无能，终究无法挽回。明朝纸币的崩溃间接导致白银，这一流通量不足的金属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成为明朝后期的一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