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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回家创业
2008-2009年金融风暴时就玩过这招了。
贴一篇当时的旧文：
农民工问题与中西部发展困境
文/曾劭锟
自1989年我国出现第一次民工潮，“农民工”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20年来，进城农民工的数量以年均400多万的速度递增，现已超过1.3亿人。这意味着，在几乎10%的中国人身上，都贴着一张“农民工”的标签。如今，农民工已成为社会各界探究中国发展问题时，始终绕不开的一个群体。而绝大多数农民工均来自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情况，更使他们成为影响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应该看到，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在推进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推动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更是功莫大焉。有资料显示，在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非生产性因素所占比重已超过50%，其中主要就是在城市务工所得。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我国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脆弱，更使农民工在瞬间失去了依附。一年来，危机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更将改变他们的未来。而长期以来，以他们在城市务工所得支撑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在失去这笔重要的资金后又将如何发展，则更显关键与复杂性。
农民工问题已至临界点
2005年7月12日的《浙江日报》发表《我国“民工潮”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文认为，我国民工潮经历了离土不离乡、城市边缘人与城市认同超过农村认同三个阶段。其中，在“离土不离乡”阶段进城的农民工，现已年届不惑，与 现阶段“城市认同超过农村认同”的农民工相比，平均年龄相差约20岁，分属两代人，由此产生了“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工民工”两个概念。
第一代农民工以男性为主、文化层次较低，聚集在建筑工地等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拿着较低的工资，干着最重最累的活。他们没有“城市人”的身份意识，仍将自己视为农村人，进城只为谋生，挣钱后回家养老是本能的念头。但20年后，他们已没有体力优势，无法适应城市里激烈的竞争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与土地之间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促使他们回到家乡，传统的家庭及土地养老模式却不能保障他们老有所养，缺乏收入来源的他们无奈沦为弱势群体。
第二代农民工以男女共同进城为符号，标志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等“三高一低”的特征。同时，他们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基本上没有务农经历，甚至缺乏基本的农业常识；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将进城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此外，还有“农民工二代”的说法，即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他们和第二代农民工年龄相近、性格相似，但出生在农民工家庭的他们，却有着后者无法想象的心理负累。他们同样向往城市，但普遍缺少梦想，对城市生活不再有期待，不愿回乡、亦无法在城市久留，成为他们心中难解的问题。
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森严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使农民工很难被城市接纳。无论他们是否有“城市人”意识，都无法摆脱“过客”的命运。
第一代农民工已然返乡，或即将返乡；第二代农民工和农民工二代尚处于18～25岁梯度，原本没有被淘汰之虞，但金融危机的到来，使他们亦面临失业的危险。今年春节前后，大量农民工返乡，匆匆过完年后又返回城市，但工作机会急剧减少，失业后在较短时间内重新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农民工问题已进入危机爆发的临界点。
户籍制度恐沦为炮灰
就在农民工大量滞留城市时，一些人士再次将矛头对准“万恶的户籍制度”，提出应尽快给予农民工城市户籍和相应的社保及福利待遇，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在笔者看来，以农民工群体的弱势，要求更强势的城市人让渡出既得利益，其可操作性实在令人怀疑。
诚然，现行的户籍制度将公民生硬地划分为城市人与农村人，并给予不同等的国民待遇，堪称造成目前城乡差别和贫富分化的始作俑者。废除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和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应有之义。但三农问题堆积多年之后，绝非城乡分割这么简单，认为仅靠废除户籍制度便能将其一举解决，不啻于书生般的梦呓。笔者更发觉，当前一味攻击户籍制度的做法，和数年前炮轰农业税费时的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
回望当年，农业税费表面上是国家强制参与农民劳动产品的分配，以及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收益增值，但由于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长期走低，致使农民所交税费占其收入的比例，远高于城市居民，从而在实质上演变为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掠夺。对农民而言，冗重的税费，使其原本较低的收入变得更低，变相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在这个基础上，作为构成要素的税费即便降得再低，只要其他要素仍在上升，整体的农业生产成本并不会降低，反而有可能上升。而对既得利益者而言，只要农业生产成本并未降低，单独降低或取消农业税费并不会使其利益受损。
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一些人士强烈炮轰农业税费时，沦为炮灰的税费被逐渐降低，并最终取消。但包括农资等其他要素价格却以同等、甚至更快的速度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不降反升。结果，农民并未得到多少好处，既得利益者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正如农业税费的本质并不在于农民负担卡等税费票据，户籍制度不合理的本质也不在于那个薄薄的户口本，而在于对农民的种种歧视性政策，以及城市人享受到的更优厚的社保和福利待遇等附着物。离开了这些附着物，城市户口将一文不值。而我们也看到，时下流行的“蓝印户口”和“虚拟社区”等概念，正悄然地将上述附着物与户口本剥离开来。
因此，笔者难免担心，户籍制度是否也在充当着炮灰的角色？假定数年后户籍制度被废除，每个人都获得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城市户口，会不会发现，除了一本薄薄的户口本，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
同时，还应看到，目前发达地区庞大的人口数量，已远远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以珠三角经济最发达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4市为例，在这片不足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4000多万人口，平均人口密度超过2500人/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5倍。其中，个别城市如深圳、东莞，更接近5000人/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7倍！迅速膨胀的人口，将成为城市发展不能承受之重。
必须看到，在第一代农民工身上，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绝大多数均自视为农村人，并无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对较向往城市生活的第二代农民工及农民工二代而言，由于其父母仍在农村，配偶也基本来自农村，即便获得了城市户口，囿于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城市里定居也并不现实。
2000年10月，著名三民问题学者李昌平就在媒体上呼吁“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他认为，破解三农问题，应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但“国民待遇”的核心在于“国民收入”，只有消除城乡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使农民得到与城市人同等、至少不明显低于城市人的收入，才能改变在社保和福利待遇等附着物上的不同等现象。
目前，一个普通农民工的工资仅能维持日常生活，而珠三角等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正在于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低价劳动力，一旦失去了这个优势，以资本的逐利本性，势必往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地区转移。因此，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将很难得到太大的提高，靠在城市里务工来提高农民收入的路子已经走不通。
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城后，剩下的都是“386199部队”，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停顿，农村社会一片冷清、落寞的景象。只有当春节前进城务工者回来，才能增添几分喧闹的气息。春节后他们离去，农村又将恢复平日的冷落，如此周而复始。如今各地均在开展新农村建设，但离开了进城务工的青壮年，仅靠386199部队，一切都不过是镜花水月。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当前基本的农村制度，以村舍为所有权单位、以户为经营权单位，在全球经济危机下，农村和农业承担着中国经济软着陆载体的关键角色。因此，对绝大多数农民工、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失业农民工而言，回乡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脆弱的工业化
今年前后，有2000多万农民工被迫返乡。为解决农村大量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积极开展“农民工创业”工程，以创业带动就业。据相关媒体报道，在安徽，截至3月上旬，已有70万返乡农民工创办各类企业30余万家，吸纳220余万人实现就业。
“回家是一种无奈，但也是一次新的机遇。”有分析人士认为，农民工在家乡创业，将极大地缓解沿海地区的人口压力，并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但问题亦随之而来，金融危机虽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本质上却是源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已达到饱和，如何能容纳得了中西部生产出来的更多工业产品？全球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不到6亿，却由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数十亿人为他们“搞制造”。供需的严重不平衡，是造成工业产品价格过低的重要原因，一旦中西部地区也加入这支“搞制造”大军，必将把工业品的价格拉到更低，这对中国制造业有何益处可言？
在新著《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中，李昌平认为，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问题很难解决；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越快，全球性的“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的“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这样一来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就如“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农业———越搞越艰难”一样，全球发展中国家累计数十亿“农民工”为发达国家不足6亿人“搞制造”，一样越搞越艰难。
“李昌平难题”归结为两方面：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的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东部和城市问题。而轰轰烈烈的农民工创业运动，使中西部地区将和东部地区一样产生工人问题。整个中国13亿人都在“搞制造”，以现有的劳动生产率，生产过剩问题必将更加严重。
早在数年前，中西部地区就开始进行工业化的尝试。但截至目前，仅有少数几个中心或次中心城市能承接到沿海地区的辐射和产业转移，总体效果仍不容乐观。
追根溯源，地理位置太偏远，是中西部地区无法承接沿海地区辐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同时，中西部地形复杂，山地太多，不符合大规模工业开发的要求。此外，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均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这也决定了中西部地区不可能照搬东部地区工业化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安徽能实现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的转变，与其处在泛长三角经济圈的区位条件是分不开的，它以平原为主的地形，也有利于发展工业。而在其他地理位置更偏远、地形更复杂的地区，农民工创业就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引进的项目绝大多数均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规模较小，产业层次和技术含量太低。每次遇到危机，位于产业链上游的企业总是将经营压力和风险转嫁给下游企业。例如，此番危机发生后，欧美厂商迅速缩减订单，导致长三角和珠三角企业大量关停，而后者关停的产能，首先就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下游工厂。
近年来，华西村、南街村等“亿元村”以农业工业化、以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成为各地争相学习的对象，乃至引发一场关于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的论争。但在笔者看来，“亿元村”的发展，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区位条件和政策优势，或许可以让已经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引为示范，却不足以让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纷纷效仿，更不可能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
中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充足的劳动力，生产出大量农副产品，已完全解决了全国的粮食问题，这就为开展农副产品综合利用和深加工创造了基础。但由于农民市场意识薄弱，在很多地方，农副产品的流通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取得大丰收后，农民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卖，常常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因此，只有立足农村，进行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做好县域经济发展的“农文章”，才能引导农村和农民走向城市化和现代化。
小孙庄实验的示范意义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农村生态环境更趋恶化，可用耕地资源锐减，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对农民而言，土地的“生存资料”和“社会保障资料”功能，远甚于生产功能，以精耕细作谋求单位面积产出的最大化，成为中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精耕细作是否就必然意味着小农经济？是否只有私有土地才能实现流转？在不削弱土地的生存资料和社会保障资料功能的前提下，如何增强其生产功能？在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如何实现土地的顺利流转，从而开展农业生产的集约化？
在章敬平的《南平寓言》中，笔者看到这样一段文字：“2001年，我去绍兴调查土地流转问题，发现多数农民的土地，确如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那样，已是体现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生产要素’。”作者所见的情景出现在浙江，但那里实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和其他地区并无区别。
李昌平则明确提出，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与实现土地流转并不冲突，私有化并非土地流转的前提条件。他借用一位农民的话说，只要种地能挣钱，土地使用权就自然流转起来。
在创业园里不断办起新工厂的同时，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墩集镇小孙庄的农民选择了搞大棚西瓜，这个由老村长孙保良，以及返乡农民工孙保来和曹二永牵头的项目，得到了全村人的热烈响应。25户村民按下自己的手印，成立“墩集镇小孙庄西瓜协会”。在不触动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情况下，小孙庄农民以一种“另类”的流转方式，实现了集约化经营。
在西瓜协会的统一协调下，小孙庄的大棚西瓜种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今年1月底，墩集镇政府还为小孙庄村民在工商局申请注册了商标——“蜜恋牌”西瓜。谈及未来，孙保来充满信心。
长期以来，某些理论家和精英人士都在鼓吹土地私有化理论：只有将大规模土地集中在一个“大地主”手中，才能开展集约化经营。因此，土地私有化是农业集约化的前提条件。而如今，小孙庄实验以“现身说法”颠覆了这个观点：在不触动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仍分属于每户农民，但出于增产增收的需要，农民完全可以自主自愿地进行合作，使土地顺利地流转起来，农业集约化将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同时，小孙庄实验还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农民不懂民主的高论。事实证明，民主是一种需求，与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无关。和土地流转问题一样，只要农民有需求，农村事务就会自发地组织开展起来。其间或许会出现失误，但这种由农民自主自愿进行，而非高层人士强加的民主，无疑更加可贵。
值得一提的是，小孙庄实验能顺利推进，离不开三个人：老村长孙保良、返乡农民工孙保来和曹二永。如果说“老村长”是传统的政治权威和道德模范，孙保来和曹二永则是在经济“精英”、“能人”的最新体现。就在几年前，先富起来的“乡绅”参选村官，被视为村治从道德权威到经济精英的积极尝试，但他们的“富翁”身份，以及长期在外做生意的经历，使他们与村民无可避免地疏离，这种尝试也难免打上折扣。而今，返乡农民工以普通村民的身份，和公道的办事作风，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和信赖。从这个层面来说，小孙庄村民的实验，对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1.农村空心化2.城市下岗严重了
我记得好像有一年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着，你觉得那是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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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问题与中西部发展困境
文/曾劭锟
自1989年我国出现第一次民工潮，“农民工”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20年来，进城农民工的数量以年均400多万的速度递增，现已超过1.3亿人。这意味着，在几乎10%的中国人身上，都贴着一张“农民工”的标签。如今，农民工已成为社会各界探究中国发展问题时，始终绕不开的一个群体。而绝大多数农民工均来自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情况，更使他们成为影响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应该看到，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在推进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推动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更是功莫大焉。有资料显示，在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非生产性因素所占比重已超过50%，其中主要就是在城市务工所得。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我国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脆弱，更使农民工在瞬间失去了依附。一年来，危机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更将改变他们的未来。而长期以来，以他们在城市务工所得支撑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在失去这笔重要的资金后又将如何发展，则更显关键与复杂性。
农民工问题已至临界点
2005年7月12日的《浙江日报》发表《我国“民工潮”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文认为，我国民工潮经历了离土不离乡、城市边缘人与城市认同超过农村认同三个阶段。其中，在“离土不离乡”阶段进城的农民工，现已年届不惑，与 现阶段“城市认同超过农村认同”的农民工相比，平均年龄相差约20岁，分属两代人，由此产生了“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工民工”两个概念。
第一代农民工以男性为主、文化层次较低，聚集在建筑工地等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拿着较低的工资，干着最重最累的活。他们没有“城市人”的身份意识，仍将自己视为农村人，进城只为谋生，挣钱后回家养老是本能的念头。但20年后，他们已没有体力优势，无法适应城市里激烈的竞争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与土地之间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促使他们回到家乡，传统的家庭及土地养老模式却不能保障他们老有所养，缺乏收入来源的他们无奈沦为弱势群体。
第二代农民工以男女共同进城为符号，标志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等“三高一低”的特征。同时，他们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基本上没有务农经历，甚至缺乏基本的农业常识；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将进城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此外，还有“农民工二代”的说法，即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他们和第二代农民工年龄相近、性格相似，但出生在农民工家庭的他们，却有着后者无法想象的心理负累。他们同样向往城市，但普遍缺少梦想，对城市生活不再有期待，不愿回乡、亦无法在城市久留，成为他们心中难解的问题。
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森严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使农民工很难被城市接纳。无论他们是否有“城市人”意识，都无法摆脱“过客”的命运。
第一代农民工已然返乡，或即将返乡；第二代农民工和农民工二代尚处于18～25岁梯度，原本没有被淘汰之虞，但金融危机的到来，使他们亦面临失业的危险。今年春节前后，大量农民工返乡，匆匆过完年后又返回城市，但工作机会急剧减少，失业后在较短时间内重新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农民工问题已进入危机爆发的临界点。
户籍制度恐沦为炮灰
就在农民工大量滞留城市时，一些人士再次将矛头对准“万恶的户籍制度”，提出应尽快给予农民工城市户籍和相应的社保及福利待遇，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在笔者看来，以农民工群体的弱势，要求更强势的城市人让渡出既得利益，其可操作性实在令人怀疑。
诚然，现行的户籍制度将公民生硬地划分为城市人与农村人，并给予不同等的国民待遇，堪称造成目前城乡差别和贫富分化的始作俑者。废除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和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应有之义。但三农问题堆积多年之后，绝非城乡分割这么简单，认为仅靠废除户籍制度便能将其一举解决，不啻于书生般的梦呓。笔者更发觉，当前一味攻击户籍制度的做法，和数年前炮轰农业税费时的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
回望当年，农业税费表面上是国家强制参与农民劳动产品的分配，以及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收益增值，但由于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长期走低，致使农民所交税费占其收入的比例，远高于城市居民，从而在实质上演变为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掠夺。对农民而言，冗重的税费，使其原本较低的收入变得更低，变相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在这个基础上，作为构成要素的税费即便降得再低，只要其他要素仍在上升，整体的农业生产成本并不会降低，反而有可能上升。而对既得利益者而言，只要农业生产成本并未降低，单独降低或取消农业税费并不会使其利益受损。
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一些人士强烈炮轰农业税费时，沦为炮灰的税费被逐渐降低，并最终取消。但包括农资等其他要素价格却以同等、甚至更快的速度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不降反升。结果，农民并未得到多少好处，既得利益者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正如农业税费的本质并不在于农民负担卡等税费票据，户籍制度不合理的本质也不在于那个薄薄的户口本，而在于对农民的种种歧视性政策，以及城市人享受到的更优厚的社保和福利待遇等附着物。离开了这些附着物，城市户口将一文不值。而我们也看到，时下流行的“蓝印户口”和“虚拟社区”等概念，正悄然地将上述附着物与户口本剥离开来。
因此，笔者难免担心，户籍制度是否也在充当着炮灰的角色？假定数年后户籍制度被废除，每个人都获得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城市户口，会不会发现，除了一本薄薄的户口本，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
同时，还应看到，目前发达地区庞大的人口数量，已远远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以珠三角经济最发达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4市为例，在这片不足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4000多万人口，平均人口密度超过2500人/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5倍。其中，个别城市如深圳、东莞，更接近5000人/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7倍！迅速膨胀的人口，将成为城市发展不能承受之重。
必须看到，在第一代农民工身上，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绝大多数均自视为农村人，并无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对较向往城市生活的第二代农民工及农民工二代而言，由于其父母仍在农村，配偶也基本来自农村，即便获得了城市户口，囿于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城市里定居也并不现实。
2000年10月，著名三民问题学者李昌平就在媒体上呼吁“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他认为，破解三农问题，应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但“国民待遇”的核心在于“国民收入”，只有消除城乡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使农民得到与城市人同等、至少不明显低于城市人的收入，才能改变在社保和福利待遇等附着物上的不同等现象。
目前，一个普通农民工的工资仅能维持日常生活，而珠三角等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正在于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低价劳动力，一旦失去了这个优势，以资本的逐利本性，势必往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地区转移。因此，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将很难得到太大的提高，靠在城市里务工来提高农民收入的路子已经走不通。
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城后，剩下的都是“386199部队”，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停顿，农村社会一片冷清、落寞的景象。只有当春节前进城务工者回来，才能增添几分喧闹的气息。春节后他们离去，农村又将恢复平日的冷落，如此周而复始。如今各地均在开展新农村建设，但离开了进城务工的青壮年，仅靠386199部队，一切都不过是镜花水月。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当前基本的农村制度，以村舍为所有权单位、以户为经营权单位，在全球经济危机下，农村和农业承担着中国经济软着陆载体的关键角色。因此，对绝大多数农民工、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失业农民工而言，回乡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脆弱的工业化
今年前后，有2000多万农民工被迫返乡。为解决农村大量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积极开展“农民工创业”工程，以创业带动就业。据相关媒体报道，在安徽，截至3月上旬，已有70万返乡农民工创办各类企业30余万家，吸纳220余万人实现就业。
“回家是一种无奈，但也是一次新的机遇。”有分析人士认为，农民工在家乡创业，将极大地缓解沿海地区的人口压力，并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但问题亦随之而来，金融危机虽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本质上却是源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已达到饱和，如何能容纳得了中西部生产出来的更多工业产品？全球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不到6亿，却由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数十亿人为他们“搞制造”。供需的严重不平衡，是造成工业产品价格过低的重要原因，一旦中西部地区也加入这支“搞制造”大军，必将把工业品的价格拉到更低，这对中国制造业有何益处可言？
在新著《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中，李昌平认为，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问题很难解决；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越快，全球性的“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的“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这样一来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就如“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农业———越搞越艰难”一样，全球发展中国家累计数十亿“农民工”为发达国家不足6亿人“搞制造”，一样越搞越艰难。
“李昌平难题”归结为两方面：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的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东部和城市问题。而轰轰烈烈的农民工创业运动，使中西部地区将和东部地区一样产生工人问题。整个中国13亿人都在“搞制造”，以现有的劳动生产率，生产过剩问题必将更加严重。
早在数年前，中西部地区就开始进行工业化的尝试。但截至目前，仅有少数几个中心或次中心城市能承接到沿海地区的辐射和产业转移，总体效果仍不容乐观。
追根溯源，地理位置太偏远，是中西部地区无法承接沿海地区辐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同时，中西部地形复杂，山地太多，不符合大规模工业开发的要求。此外，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均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这也决定了中西部地区不可能照搬东部地区工业化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安徽能实现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的转变，与其处在泛长三角经济圈的区位条件是分不开的，它以平原为主的地形，也有利于发展工业。而在其他地理位置更偏远、地形更复杂的地区，农民工创业就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引进的项目绝大多数均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规模较小，产业层次和技术含量太低。每次遇到危机，位于产业链上游的企业总是将经营压力和风险转嫁给下游企业。例如，此番危机发生后，欧美厂商迅速缩减订单，导致长三角和珠三角企业大量关停，而后者关停的产能，首先就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下游工厂。
近年来，华西村、南街村等“亿元村”以农业工业化、以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成为各地争相学习的对象，乃至引发一场关于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的论争。但在笔者看来，“亿元村”的发展，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区位条件和政策优势，或许可以让已经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引为示范，却不足以让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纷纷效仿，更不可能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
中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充足的劳动力，生产出大量农副产品，已完全解决了全国的粮食问题，这就为开展农副产品综合利用和深加工创造了基础。但由于农民市场意识薄弱，在很多地方，农副产品的流通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取得大丰收后，农民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卖，常常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因此，只有立足农村，进行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做好县域经济发展的“农文章”，才能引导农村和农民走向城市化和现代化。
小孙庄实验的示范意义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农村生态环境更趋恶化，可用耕地资源锐减，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对农民而言，土地的“生存资料”和“社会保障资料”功能，远甚于生产功能，以精耕细作谋求单位面积产出的最大化，成为中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精耕细作是否就必然意味着小农经济？是否只有私有土地才能实现流转？在不削弱土地的生存资料和社会保障资料功能的前提下，如何增强其生产功能？在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如何实现土地的顺利流转，从而开展农业生产的集约化？
在章敬平的《南平寓言》中，笔者看到这样一段文字：“2001年，我去绍兴调查土地流转问题，发现多数农民的土地，确如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那样，已是体现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生产要素’。”作者所见的情景出现在浙江，但那里实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和其他地区并无区别。
李昌平则明确提出，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与实现土地流转并不冲突，私有化并非土地流转的前提条件。他借用一位农民的话说，只要种地能挣钱，土地使用权就自然流转起来。
在创业园里不断办起新工厂的同时，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墩集镇小孙庄的农民选择了搞大棚西瓜，这个由老村长孙保良，以及返乡农民工孙保来和曹二永牵头的项目，得到了全村人的热烈响应。25户村民按下自己的手印，成立“墩集镇小孙庄西瓜协会”。在不触动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情况下，小孙庄农民以一种“另类”的流转方式，实现了集约化经营。
在西瓜协会的统一协调下，小孙庄的大棚西瓜种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今年1月底，墩集镇政府还为小孙庄村民在工商局申请注册了商标——“蜜恋牌”西瓜。谈及未来，孙保来充满信心。
长期以来，某些理论家和精英人士都在鼓吹土地私有化理论：只有将大规模土地集中在一个“大地主”手中，才能开展集约化经营。因此，土地私有化是农业集约化的前提条件。而如今，小孙庄实验以“现身说法”颠覆了这个观点：在不触动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仍分属于每户农民，但出于增产增收的需要，农民完全可以自主自愿地进行合作，使土地顺利地流转起来，农业集约化将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同时，小孙庄实验还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农民不懂民主的高论。事实证明，民主是一种需求，与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无关。和土地流转问题一样，只要农民有需求，农村事务就会自发地组织开展起来。其间或许会出现失误，但这种由农民自主自愿进行，而非高层人士强加的民主，无疑更加可贵。
值得一提的是，小孙庄实验能顺利推进，离不开三个人：老村长孙保良、返乡农民工孙保来和曹二永。如果说“老村长”是传统的政治权威和道德模范，孙保来和曹二永则是在经济“精英”、“能人”的最新体现。就在几年前，先富起来的“乡绅”参选村官，被视为村治从道德权威到经济精英的积极尝试，但他们的“富翁”身份，以及长期在外做生意的经历，使他们与村民无可避免地疏离，这种尝试也难免打上折扣。而今，返乡农民工以普通村民的身份，和公道的办事作风，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和信赖。从这个层面来说，小孙庄村民的实验，对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1.农村空心化2.城市下岗严重了
我记得好像有一年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着，你觉得那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