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到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艾智仁（A. A. 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什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什么是功用？什么是量度？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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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一个高品质的问题？
学生时代，我们经常会问老师一些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发现有些同学都不会提问题，要么啰里啰嗦，要么抽象宏大，要么是为了提问题而提问题、把提问题当作秀。甚至有的同学提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让老师尴尬为难。提问题看是很简单，其实是一门艺术。问一个精彩绝伦的好问题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
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讲述，在中国，学生回到家，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而犹太学生回到家，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前者的出发点是“学知识”，而后者的重点是“提问题”。很多时候，判断一个学生的思想和创新，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高谈阔论，而是在于能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继而去解决问题。
好的问题，来自于思考，来自对客观精神（或者叫自在精神）的把握。
其一，避免提出过于空洞抽象的大问题。问题越大越空，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交流，越具体越具有针对性越好。例如知乎上的一个问题：哪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读书真有用？回答的人数：8306（截止2016.10.27）。读书有用这是肯定的，而在读书无用论的充斥下，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读书用，“哪个瞬间”很直接、很具体，所以很能引发大家的回答参与。再例如“传统企业如何顺应时代的潮流，抓住转型的机会？”这个问题就非常空，让回答者很难去回答，回答者只会说“路在脚下，自己走吧！”这样一个空泛的问题，很多传统企业高层们都在探讨未果的问题，你让回答者如何应对呢？空泛的问题回答的也一定是空泛的，是不会撞出火花的。
其二，避免只是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抛出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习惯在谈论一个事情的时候，习惯性的借这个机会阐述自己的看法。说了一大堆，没有指出问题所在，这样就不会知道困惑和矛盾所在，也就不会有解答的地方。如果提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说得多，那是提问的失败。
其三，不要把提问当做自己的秀。提一个实在的问题，而不是借这个问题来展现你知识渊博，借提问去让对方难堪或显示你的聪明睿智。有的人喜欢把问题提的花哨，使自己成为一个焦点，不是寻求解答和交流，而是把借此去放大自己。别忘啦，提问者永远都是配角，答题者才是主角，不应该喧宾夺主。
其四，问题可以非常尖锐，可以刁难，但要保持基本的尊重。不能以损害他人的权益作为提问目的，提问是交流的机会，而不是审判他人权益。
其五，提别人没有提过的问题。重复提问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也可能让被问者反感。
其六，问题要有普适性。那种个人小问题还是收起来吧，如果你连个人小问题都懒得思考，你也很难从回答问题上获得你成长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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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张五常《思考的方法》摘录
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到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艾智仁（A. A. 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什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什么是功用？什么是量度？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土地的收成若要将一部分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帐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努力生产的意向，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减少了，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它非分帐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什么？」若所知的与其它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问题就无足轻重了。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什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它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