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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主是北大大四的学生，这个问题是北大世界经济史课程的课程作业。以下答案均由答主根据所学经济学课程的知识整理和分析，属于个人原创，没有剽窃和抄袭成份。
好了，以下就是答主的一些初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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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之初，出于适应封建集权体制和聚拢国家财富的目的便即发行大明宝钞，但是由于单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而没有准备金制度和发行量缺少控制等原因，大明宝钞自发行起就在不断贬值且流通不便，答主将简要介绍明朝货币体系中大明宝钞的发行历史，探究其贬值程度，分析其发行政策原因和失误之处。
明朝货币体系概述
从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到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政权一共维持了二百七十六年。这个维系了不到三百年的“短命”王朝的货币政策主要围绕三样有效流行的货币展开——“大明宝钞”、铸币铜钱和白银。
明朝建立初期的货币政策可以大致可以概括如下：“明代的法定货币，开始是铜钱，然后是钱钞，而白银是在禁例之中的。”[1]即最初是单一使用铜钱的（这一阶段很短，主要是明政权刚刚开始统治中国尚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后来钱钞并用。在单一铜钱与钱钞并用这两个阶段之中其实还有一个“用钞不用钱”的阶段——在官方发行的钞进入流通后，明朝当局曾效仿元朝前期的办法只用钞而不用钱（此时仍然完全禁止金银作为民间交易的媒介），钞指“大明宝钞”而钱指铸币铜钱，但施行未久，迫于流通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导致市场交易不畅所带来的压力，再加上“大明宝钞”造成了颇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明朝当局“就加以变通，钱钞兼用，以纸币为主，钱为辅。后来纸币膨胀跌价，一切都以银钱支付。”[2]（这里所说的银钱实际上应该指的是“银与钱”，即白银与铜钱）“大明宝钞”最终于明正德年间（约1505—1521年）退出流通。
这之后直到明朝灭亡，白银的货币化趋势愈发显著，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的银铜复本位制逐步确立。铸币铜钱与白银一同构成了明朝的货币体系，但二者之间的比重则不断向白银倾斜。到明朝灭亡前，银币的广泛使用使得铜钱已经出现了被挤出流通领域的趋势，这为日后清朝中期单一银本位的建立埋下伏笔。
即便如此，白银仍未在流通领域取得完全垄断的地位。“明代约自正统以后，白银逐渐成为流通货币，至隆庆年间白银逐渐取得合法货币地位。银两成为本位货币，交易价值大者多用白银计值，民间亦是普遍用银；但小额交易还是多用钱”[3]由此可见，明朝的货币体系中铜与银仍是一种互补关系，铜银复本位制并未瓦解。
除上述之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大明宝钞”和铸币铜钱是明朝官方发行的货币,而 明中后期白银虽然在民间市场上和国家税收中广泛使用, 但明政府并没有铸造过银元也没有对其发行施加过任何控制。
概括地说，明朝的货币体系演变遵循以下线索：铸币铜钱——“大明宝钞”——铸币铜钱与“大明宝钞”共存——铸币铜钱与白银共存。
大明宝钞具体贬值情况
以洪武朝为例集中讨论: 洪武一朝,宝钞司印发宝钞数量大致在490—540万锭左右,平均每年515万锭左右，二十四年宝钞发行总量:约24X515万锭=12360万锭;宝钞支出总量,等于经常性开支加历年临时性开支。经常性开支中,除宗室二十四年总需170万锭;余下四项难以一一估算支出总量,但是可以通过其它方式的变相推估,以见其数量惊人。若光禄寺每年维持在80万锭支出,24年计需1920万锭;洪武十七年以后,全国盐业生产支钞总量约6580万锭。二十四年中历年临时性支钞总数约6103万锭左右。通过以上宝钞发行总量与支出总量情况二者之间的关系作简明判断,洪武一朝发行的宝钞总量,以财政支出形式几乎全部投向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当然,也有一小部分通过赏赐外国使臣而流向国外。再来看洪武年间宝钞的回收情况，由于缺乏洪武一朝二十四年连续性的宝钞回笼具体数据,笔者根据《明太祖实录》中可考年份的宝钞回收情况按时间序列排比如下:洪武十四年,是岁钱钞收入二十二万二千三十六贯[18];洪武二十三年,是岁钱钞收入四百七万六千五百九十八锭[19];洪武二十四年,是岁钞收入四百五万二千七百六十四锭[20];洪武二十六年,是岁钞收入四百十二万四千锭[21]。
由以上四组数据,大致可知大明宝钞自从发行后回收粗略可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对宝钞回收量相当小时期,这一时期大致是自洪武八年至十四年前后,约十年左右;另一阶段是国家回收宝钞数量较大时期,这一时期大致从洪武二十年左右至洪武末”在第一阶段里,根据洪武十四年的数据,钱钞凡二十二万二千三十六贯;又据明初规定钱钞征收原则“钞七钱三”,可知洪武十四年宝钞全部回收量是三万一千零八十五锭有奇。若以此数字综算这一阶段的宝钞回收总量约在30万锭左右。第二阶段里,明代国家开始大幅度回收宝钞,大概此时宝钞的贬值情况己相当严峻,迫使政府不得不加大宝钞回收力度。这就致使我们看到后面几个数据都是在三四百万锭上下。若以四百万锭计,则洪武朝后十年内大约回收宝钞约四千万锭左右。综上可见,洪武一朝二十四年内国家发行的约一万二三千万锭宝钞全部投入市场领域流通,然而明代政府才回笼了四千万锭左右,也就是说市场流通领域内起码留有八、九千万锭未能回收。如此八九千万锭宝钞,在不考虑宝钞贬值流通速度的情况下折合白银计算就有四五亿两之多。参考《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管汉晖 李稻葵）16世纪下半叶明朝实际GDP达到最高为3.1-3.3亿多两白银，市场上流通货币泛滥，贬值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原则上,大明宝钞与铜钱是属于等值通用货币,宝钞与铜钱之间的比价变动关系最可体现出宝钞的贬值情况。洪武十八年十二月,明太祖命户部以宝钞代发有司官员俸米,“每钞二贯五百文代米一石”,由当时的粮食价格来分析,较之洪武八年兑换体系,此时大明宝钞的贬值情况已明显可见。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太祖谓户部尚书赵勉曰:“近闻两浙市民有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闻者,此甚非便,尔等与工部议,凡两浙市肆之民,令其纳铜送京师,铸钱相兼行使”[22]。可见,此时宝钞的价值只有洪武八年规定的四分之一了。洪武二十七年,“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23]。-此时宝钞的价值已经贬值至原定价值之六分之一。因此,明太祖于该年八月颁布铜钱行用禁令。此后,大明宝钞一路贬值下去。至正统十三年,大明宝钞市场比价是“每钞一贯折铜钱二文”[24]。宝钞仅抵原定价值五百分之一。成化元年,国家规定:“凡征商税课程,钱钞中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无拘新旧、年代远近悉验收,以便民用”[25]。这则诏令明确调整洪武八年以来商税征收中钱三钞七的比例关系,同时规定了钞钱的官方比价。但是,显然家所定钞钱比价高出市场比价二倍。而成化初期,事实上的市场比价情况是“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甚是积之市肆,过者不顾。至成化七年钞法不行时,钞贯值二三钱”[26]。
再来看宝钞与白银之间的比价情况。洪武八年兑换体系中,黄金、白银、铜钱与大明宝钞的官方比价是l两:4两:4000文:4贯。至洪武十八年,根据粮价标准,一石米所需金银钞分别为1/10两、1/2两和5贯。由此则黄金、白银与宝钞之间的比价己变成1两:5两:50贯,宝钞较之白银价格贬值了10倍[27]。洪武三十年,“更定钞三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28]。同样以粮价为标准,一石米所需金银钞分别为1/20两、1/4两和3.5贯,则此时黄金、白银、宝钞三者比价为l两:5两:70贯。由此可知,宝钞相对于白银价格又贬值到14倍。根据上述二个年份的比价情况可知,白银与黄金相兑,洪武一朝白银也略有贬值。宣德七年,明宣宗规定:“湖广、广西、浙江商税鱼课办纳银两者,自宣德七年为始,皆折收钞,每银一两,纳钞一百贯”[29]。此时宝钞己经贬值至原定价值的100倍。正统元年,当时任户部尚书的黄福说:“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30]。宝钞贬值了一千倍。成化十三年左右,在辽东地区宝钞每千贯值银一两余。而在同时期的北直隶地区,宝钞的价值更低,大兴左卫指挥使周广奏说:“近年钞法不行,每钞千贯止值银四五钱”[31]。通过上述大明宝钞与铜钱、白银二者之间的比价变动情况,可以见出在百余年间,宝钞贬值趋势日益严重,至白银逐渐兴用的成化时期,其价值己经达到了只有原定价值的千分之一,甚至几千分之一的程度。
结合上述资料，“大明宝钞贬值概况表”（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第169页引自《中国钱币》1983年创刊号）摘录如下。
大明宝钞贬值概况表
公元 纪年 明宝钞一贯值钱数 贬值程度
1375 洪武八年 一贯=1000文 1：1
1390 洪武二十三年 一贯=350文 贬值到1/4
1395 洪武二十八年 一贯=100文 贬值到1/10
1407 永乐五年 一贯=12文 贬值到3/250
1444 正统九年 一贯=1-2文旧钱或10文新钱 贬值到1/100新
1465 成化元年 一贯=4文 贬值到1/250
1470 成化六年 一贯=2文 贬值到1/500
1488 弘治元年 一贯=1文 贬值到1/1000
1507 正德二年 1000贯=311文 贬值到3.11/10000
1535 嘉靖十四年 1000贯=276文 贬值到2.76/10000
由此可见，大明宝钞的实际购买力逐渐下滑直到达到一个非常夸张的程度。由于政策原因，大多数官吏俸禄、军兵月粮、买办费用和赏赐均使用大明宝钞支付，使得清廉官吏难以持家，进而导致贪腐之风盛行；士兵生活贫苦，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甚至时有逃亡哗变；商铺被强行要求接受大明宝钞出售高价值货物，负担沉重；以与废纸无异的宝钞赏赐臣属，仅有虚荣并无实惠。
大明宝钞发行的政策原因与失误
（一）发行“大明宝钞”的政策原因
1.在经济上适应封建中央集权体制
此时明朝刚刚建立七年左右（洪武八年是1375年，明朝1368年建立），明太祖朱元璋试图在各个领域加强对国家的控制。1376年朱元璋废除了元朝延续下来的行省制度，设“三司”。1380年他更是借“胡惟庸谋反”案裁撤宰相，集大全于一身。随着政治、军事大权在握，朱元璋开始努力加强对国家经济的控制。
他在经济上的努力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休养生息，努力恢复被战乱所破坏的生产活动，同时积极推行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大力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另一方面则开始统一国家的经济制度，致力于建立一套完整的属于明政权的经济体系。而对于货币体系的构建显然也属于后者的范畴。
洪武八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后，当局禁止全部金银流通，随后将禁令的范围扩大到了铸币铜钱（即进入了前文所述的“用钞不用钱”阶段），纸钞变成唯一的流行通货。事实上，当时的白银流通并无明显的问题。这一延续自前朝的体系基本还可以有条不紊地运转，封禁白银并非迫在眉睫。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明朝政权当时急于迅速有效地把整个国家的货币流通控制在自己手中，进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这是“大明宝钞”发行最主要的原因，大概也算得上是明朝采取这样的货币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新生政权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强制流通一种新货币将大大加强国家对于整体经济状况的监管，加大施行财政及货币政策的空间。百姓可用金银兑换宝钞，但宝钞不允许兑换金银，且禁止金银流通。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换发货币对社会整体财政、金融经济状况进行更好的监控。同时由于市面上流通的全部货币都是政府发行，其采取措施利用政策手段干预经济的能力也大大加强。唯一法币的存在使得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能力大大强化。理论上讲，明朝官府完全可以利用对货币的完全垄断，通过改变诸如发行量、发行模式等措施游刃有余地操控国民经济运行。
2.聚拢国家财富
明朝建成之初，政权尚不稳固，军事斗争尚未停止。北部匈奴不时进犯，元朝残余势力仍时常侵扰。与此同时，连年战乱之后社会各个方面都需要从战火的洗礼之中得到恢复。统治制度和秩序也需要迅速得到建立以保证证券的稳固。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急需快速聚拢大量财富来支持上述事物。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政权往往都会采用增税的方式来聚拢财富。但当时的客观条件却使得明政权不会这么做。明太祖朱元璋农民出身，自己几乎是文盲，通过农民起义夺取政权。他一定深知增税带给农民的巨大压力以及可能造成的“官逼民反”的严重后果。事实上朱元璋当初之所以起兵正是由于自己的生活实在过得太悲惨，不得已而为之。朱元璋显然不希望相同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再者，当时的明太祖一直在尝试给自己树立“圣君”、“明君”的形象，增税这种增添百姓负担的行为显然与这样的形象有悖。于是乎，他采取了实行新的钞法这样比较隐蔽的手段来聚拢财富。
其实从“大明宝钞”发行的一些细节上，我们也可以窥探到其聚拢财富的目的。“明朝禁金银、无本无额行钞，百姓可以用金银换钞但是不能反过来用抄换金银，旧钞得不到有效的更新，不顾钞法德种种危害而一味强制行钞”[32]这些规定都在暗示我们明朝政府的目的主要就是迅速将民间的金银等财富收入国库之中。
王玉祥的研究中有以下的分析：“无本无额发行宝钞, 可使国家凭空获得一大笔财富;用宝钞兑换民间金银, 可增加国家的金银储备;宝钞更新时要收费用, 国家仍不吃亏;至于税收征钞, 虽可使国家的其它财政收入有所减少, 但只要考虑到这些钞在当时是以高价发行出去的, 便不难发现, 发钞收钞间的差价早已落入了国家腰包 , 更不用说, 诸如户口食盐法、钞关、市肆门摊钞等又是新增加的税种, 并不会影响其它赋税收入。”[33]
显然，“大明宝钞”的发行确实颇为有效地为朝廷聚拢了大量财富。
3.作为货币的实用性考量
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其从最初的贝壳到铜币、金银再到如今被广泛接纳的纸币，趋势是越来越轻便、耐用，也越来越规范化、标准化。
“大明”宝钞作为一种纸币，用它来取代金银作为流通货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货币体系的进步与发展。
按照明朝文献的官方记载，发行“大明宝钞”一是为了防止民间私铸铜币导致的混乱局面，避免征收铜钱扰民的弊端，二十为了便于人们携带。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这些官方记述的理由仅仅是官府的借口，聚拢财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才是明朝的真正目的。但无论如何，用纸币替代实物货币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的。我们不能否认明政权完全没有这方面实用性的考量。
从根本上说，发行“大明宝钞”是明代官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匹配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的一种行为。聚拢财富以填补明朝初年的巨大开销是其发行的直接原因。升级货币使其实用性更高则在有限的程度上补充了前面两个原因。
（二）“大明宝钞”发行的政策失误
1.发行量缺乏控制
如前文所述，“大明宝钞”的发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弥补财政亏空。其发行主要基于明代国家的财政开支，而非流通中真正的需要。官府并未对其发行量进行一定的限制，存在严重的货币超发现象。
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待售商品总量×商品价格水平）/同一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次数）。超发货币会导致通货膨胀。如而大明宝钞的发行数额确实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由于明朝经济统计数据的不完善和小农经济局限，我们很难找到当时每一年流通中商品总量的情况，但我们可以把“大明宝钞”发行的状况与元朝钱币的发行状况进行横向对比：
洪武时期发行大明宝钞的二十四年，平均每年都要发行515万锭，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大明宝钞更是发行到了1500万锭。而元代发行的纸币最初只有20万锭，后来虽然有所增加，也大多控制在150万锭之下。两相对比，我们可以知道明初的纸币超发到了什么程度。纸币超发必然带来贬值，洪武三十年，一两白银可以买四石米，如果用宝钞买，却要十贯。朱元璋死后，大明宝钞的贬值程度日甚一日，到明宣宗的时候，一石米、一匹棉居然要宝钞五十贯。正统九年（1444年），一石米已经需要一百贯，从此大明宝钞兑换铜钱，一贯基本上没有超过两文。
由于当时纸质较差，大明宝钞难以耐久，且明代纸币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此外，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元末的货币贬值和尚且没有结束的战乱使得百姓难免对纸钞的使用信心不足。再加上宋、元以来连年的战乱，社会经济倒退，商品经济被破坏，很多地区的经济模式退回到原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此同时，人口从宋朝时的将近一亿人锐减至明初的六千五百万，种种这些因素都进一步使得货币需求量减少，加剧了“大明宝钞”超发的问题。
由上可见，大明宝钞的超发状况十分严重。
2.单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而没有准备金制度
我们知道，现代货币的发行一定要以一定数额的准备金作为基础，发行准备金制度是当代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发行准备金制度是为约束货币发行规模、维护货币信用而制定的，要求货币发行者在发行货币时必须以某种金属或资产作为发行准备。在金属货币制度下，货币发行以法律规定的贵金属作为发行准备，而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各国的货币发行准备金一般包括现金准备和证券准备两大部分。在非金银（贵金属）货币作为法定货币时，往往需要设定并留存货币发行准备金以避免流通中的价值符号超过所需而导致通货膨胀。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历史性，我们当然不能完全按照现在的理论去审视将近七百年前的货币制度。但是在大明宝钞发行之前，这种货币发行准备金制度在前朝已经有了一定形式的体现并且发挥了作用。宋、元时期中国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具有一定现代属性的货币体系，但其在明代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以元朝为例，当时发行“中统钞”，实际上已经建立了颇为成体系的准备金制度,即“丝银本位”制——“规定丝钞每 1000 两,可以兑换 50两银,而元政府主要以银及少数的金,还有其它具有价值的物品作为准备金,以供持钞者兑换。人们以纸币兑换,只需扣除百分之三的手续费,便可换到银或其它货品,这对于加强人们对纸币的信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34]可是到了明代,不但没有显著的进步,反而出现倒退的情况。
明代并没有沿着元代的准备金制度并加以发展,而只是依据政府信用来维持宝钞的价值,更试图禁止民间使用金、银及铜作为货币以巩固宝钞的价值,使宝钞成为单一本位。“线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只有达到以下两个条件才可以不依赖准备金而发行纸币：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足以应付一定数量的纸币流通,则无需准备金。二是人们必须相信政府会持续地紧守有限制地发钞,以及维持币值的原则”[35]但是在明代，这两个条件显然没有达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使得经济无法自己消化流通货币数量的波动，且政府大量超发货币。
除此之外，元末纸钞的大幅度贬值余波未消，百姓尚没有完全恢复对信用货币的信心。再加上明朝刚刚建立，战乱仍为完全平息，民众对于政权和货币体系的信心更加不足。
因而“大明宝钞”的发行仅仅以明政府的信用为基础却没有准备金制度显然是行不通的。
3.发行方式存在缺陷
“大明宝钞”的发行方式，除了百姓用自己手中的金银兑换之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皇帝的赏赐、政府财政开支与救济来发行的。
皇帝的赏赐分为两类：一类是奖赏本国人（官员、百姓），这一类占了皇帝赏赐的绝大多数。另一类则是赏赐给外国来的朝贡者作为回礼。仅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一年内，《明史》中有记载的明太祖在各种场合下赏赐百姓官员“大明宝钞”的记录就有 69 处。其中有53处明确记载了赏赐的数量和类别，这53处有记载的赏赐总数是88607315贯。余下的 16 次的数量虽然没有明确记录，但其总数估计可能接近700万贯。所以仅仅在这一年内朱元璋赏赐的“大明宝钞”总数就达到9500万贯左右。但该年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折算成纸钞大约2000万贯，这相当于一年发行了7500万贯新钞，几乎是当时半年的田赋收入（当时的收入以田赋为主）。这意味着市场上一夜之间增加了七千多万贯流通货币。
如此巨大数额的货币几乎是凭空进入了流通领域之中。这种毫无根据的流通货币数量飞速增加必然会急速导致通货膨胀。同时，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也会大大增加，社会上的恐慌情绪将进一步加剧百姓对于货币体系的不信任，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
4.伪钞的存在
“大明宝钞”发行伊始，民间私造伪钞的情况就屡见不鲜，严重破坏了货币体系的正常运作。其印制技术并不复杂，它由桑皮纸作钞料，纸币的纸张或者是油墨都不难模仿。中国古代私铸官方纸钞的情况由来已久，立场历代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科技不发达，缺乏必要的防伪技术，人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技能储备来鉴定纸钞的真伪。于是印制伪钞获得了很大的获利空间。
特殊的发行制度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伪钞的出现。“有不少现代历史学家认为明代纸币有一项优点，就是有明一代宝钞的发行仍然是采用洪武皇帝的名义，由此至终都只有一个版本，虽然有年份，但没有分界，而且始终由中央发行。我们却认为，这反而是明代宝钞失败的原因之一。在宋代，交子、会子以三年为一界，即是说三年为一期限，纸币周期（有效期）只有三年，三年后，除换领新一界的会子外，也可以兑换银及铜等金属货币或其它宝货。货币在基本条件之一，是耐用性，但中国古代的纸币币材，不可能符合这一条件。所以像宋代纸币有规定的年限，更换新版本，而且可以兑换金属货币，这样则能够确保公众对纸币的信心。宋代三年一界的制度，可以限制伪钞，而明代则没有分界，使伪钞充斥，破坏了宝钞的正常运作。”[36]
当伪钞大量存在时，官府进一步丧失了自己对货币体系中流通货币数量进行调控的能力，造成严重失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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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页243
[11] 由于明政府不时禁用金、银,而且铜的价值低廉,再加上中国的贵金属材料不足,故此即使宝钞贬值,大额交易仍必须使用宝钞。
[12] 王圻《:续文献通考》(北京:现代出版社,1991年),卷十八“,皇明钞法条”,页257
[13] 《明会要》卷五十五《,食货三》,页1049谓“:并广收民间钞入官,取昏软者悉毁之。”
[14]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5] 朝鲜史略[M].国立故宫博物院: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6] 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页140)谓“:(明代)就一般情况说,有实值的硬币,能出国外,无实值的代用货币(如纸币)只能流通于中国,即令能流出国外,最终仍须流归本国。”
[17] 《明会典》,卷三十五“钞关”,页224
[18]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洪武十四年十二月.
[19]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六,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
[20]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
[21]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
[22] 《明太祖实录》卷二O五,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庚辰
[23]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
[24] 《明英宗实录》卷一六六,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
[25] 《明宪宗实录》卷十九,成化元年七月丁巳
[26] 《明宪宗实录》卷二七,成化二年三月辛亥
[27] 【明】王沂《续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
[28] 【明】王析《续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
[29] 《明宣宗实录》卷八八,宣德七年三月庚申
[30] 《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一,成化十三年正月壬戌
[31] 《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一,成化十三年正月丁未
[32] 王玉祥，《明朝钞法论述》[J]，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05期
[33] 王玉祥，《明朝钞法论述》[J]，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05期
[34] 全汉升，《元代的纸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5本，1948年
[35] 赵善轩，《重评“大明宝钞”》[A]，香港树仁学院，2005年
[36] 张伟保，《重评“大明宝钞”》，《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第三篇
答主第一次用知乎，格式是按照论文格式来的，如有不对还望海涵
延续了元代中后期没有准备金的宝钞发行制度和元代惯于超发货币的恶习，加上当时民间的银钱流通量少导致政府的财政支付只能以宝钞为主
不过话说回来，日本高丽印度波斯等国也学了元朝的纸币制度，最后不也是昙花一现……
主要的税政策失败，大明通钞就会成废纸。信用货币必须与金融资本控制的政府或者政府控制下的金融资本的强力货币税联系起不，而明朝商品税极低，这导致通钞成废纸。
虽然不太了解这段历史哈，但是一般纸币的发行失败都是因为没有相对应储备金的等量贵金属货币，导致汇兑贬值，最后信用度降低没人要。据此分析和明朝的封建制度结合估计应该是政府前期凭借政府权威强制发行，逐渐发行过量而导致准备金不足从而失败…个人观点，希望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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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主是北大大四的学生，这个问题是北大世界经济史课程的课程作业。以下答案均由答主根据所学经济学课程的知识整理和分析，属于个人原创，没有剽窃和抄袭成份。
好了，以下就是答主的一些初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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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之初，出于适应封建集权体制和聚拢国家财富的目的便即发行大明宝钞，但是由于单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而没有准备金制度和发行量缺少控制等原因，大明宝钞自发行起就在不断贬值且流通不便，答主将简要介绍明朝货币体系中大明宝钞的发行历史，探究其贬值程度，分析其发行政策原因和失误之处。
明朝货币体系概述
从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到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政权一共维持了二百七十六年。这个维系了不到三百年的“短命”王朝的货币政策主要围绕三样有效流行的货币展开——“大明宝钞”、铸币铜钱和白银。
明朝建立初期的货币政策可以大致可以概括如下：“明代的法定货币，开始是铜钱，然后是钱钞，而白银是在禁例之中的。”[1]即最初是单一使用铜钱的（这一阶段很短，主要是明政权刚刚开始统治中国尚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后来钱钞并用。在单一铜钱与钱钞并用这两个阶段之中其实还有一个“用钞不用钱”的阶段——在官方发行的钞进入流通后，明朝当局曾效仿元朝前期的办法只用钞而不用钱（此时仍然完全禁止金银作为民间交易的媒介），钞指“大明宝钞”而钱指铸币铜钱，但施行未久，迫于流通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导致市场交易不畅所带来的压力，再加上“大明宝钞”造成了颇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明朝当局“就加以变通，钱钞兼用，以纸币为主，钱为辅。后来纸币膨胀跌价，一切都以银钱支付。”[2]（这里所说的银钱实际上应该指的是“银与钱”，即白银与铜钱）“大明宝钞”最终于明正德年间（约1505—1521年）退出流通。
这之后直到明朝灭亡，白银的货币化趋势愈发显著，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的银铜复本位制逐步确立。铸币铜钱与白银一同构成了明朝的货币体系，但二者之间的比重则不断向白银倾斜。到明朝灭亡前，银币的广泛使用使得铜钱已经出现了被挤出流通领域的趋势，这为日后清朝中期单一银本位的建立埋下伏笔。
即便如此，白银仍未在流通领域取得完全垄断的地位。“明代约自正统以后，白银逐渐成为流通货币，至隆庆年间白银逐渐取得合法货币地位。银两成为本位货币，交易价值大者多用白银计值，民间亦是普遍用银；但小额交易还是多用钱”[3]由此可见，明朝的货币体系中铜与银仍是一种互补关系，铜银复本位制并未瓦解。
除上述之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大明宝钞”和铸币铜钱是明朝官方发行的货币,而
明中后期白银虽然在民间市场上和国家税收中广泛使用, 但明政府并没有铸造过银元也没有对其发行施加过任何控制。
概括地说，明朝的货币体系演变遵循以下线索：铸币铜钱——“大明宝钞”——铸币铜钱与“大明宝钞”共存——铸币铜钱与白银共存。
大明宝钞具体贬值情况
以洪武朝为例集中讨论: 洪武一朝,宝钞司印发宝钞数量大致在490—540万锭左右,平均每年515万锭左右，二十四年宝钞发行总量:约24X515万锭=12360万锭;宝钞支出总量,等于经常性开支加历年临时性开支。经常性开支中,除宗室二十四年总需170万锭;余下四项难以一一估算支出总量,但是可以通过其它方式的变相推估,以见其数量惊人。若光禄寺每年维持在80万锭支出,24年计需1920万锭;洪武十七年以后,全国盐业生产支钞总量约6580万锭。二十四年中历年临时性支钞总数约6103万锭左右。通过以上宝钞发行总量与支出总量情况二者之间的关系作简明判断,洪武一朝发行的宝钞总量,以财政支出形式几乎全部投向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当然,也有一小部分通过赏赐外国使臣而流向国外。再来看洪武年间宝钞的回收情况，由于缺乏洪武一朝二十四年连续性的宝钞回笼具体数据,笔者根据《明太祖实录》中可考年份的宝钞回收情况按时间序列排比如下:洪武十四年,是岁钱钞收入二十二万二千三十六贯[18];洪武二十三年,是岁钱钞收入四百七万六千五百九十八锭[19];洪武二十四年,是岁钞收入四百五万二千七百六十四锭[20];洪武二十六年,是岁钞收入四百十二万四千锭[21]。
由以上四组数据,大致可知大明宝钞自从发行后回收粗略可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对宝钞回收量相当小时期,这一时期大致是自洪武八年至十四年前后,约十年左右;另一阶段是国家回收宝钞数量较大时期,这一时期大致从洪武二十年左右至洪武末”在第一阶段里,根据洪武十四年的数据,钱钞凡二十二万二千三十六贯;又据明初规定钱钞征收原则“钞七钱三”,可知洪武十四年宝钞全部回收量是三万一千零八十五锭有奇。若以此数字综算这一阶段的宝钞回收总量约在30万锭左右。第二阶段里,明代国家开始大幅度回收宝钞,大概此时宝钞的贬值情况己相当严峻,迫使政府不得不加大宝钞回收力度。这就致使我们看到后面几个数据都是在三四百万锭上下。若以四百万锭计,则洪武朝后十年内大约回收宝钞约四千万锭左右。综上可见,洪武一朝二十四年内国家发行的约一万二三千万锭宝钞全部投入市场领域流通,然而明代政府才回笼了四千万锭左右,也就是说市场流通领域内起码留有八、九千万锭未能回收。如此八九千万锭宝钞,在不考虑宝钞贬值流通速度的情况下折合白银计算就有四五亿两之多。参考《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管汉晖 李稻葵）16世纪下半叶明朝实际GDP达到最高为3.1-3.3亿多两白银，市场上流通货币泛滥，贬值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原则上,大明宝钞与铜钱是属于等值通用货币,宝钞与铜钱之间的比价变动关系最可体现出宝钞的贬值情况。洪武十八年十二月,明太祖命户部以宝钞代发有司官员俸米,“每钞二贯五百文代米一石”,由当时的粮食价格来分析,较之洪武八年兑换体系,此时大明宝钞的贬值情况已明显可见。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太祖谓户部尚书赵勉曰:“近闻两浙市民有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闻者,此甚非便,尔等与工部议,凡两浙市肆之民,令其纳铜送京师,铸钱相兼行使”[22]。可见,此时宝钞的价值只有洪武八年规定的四分之一了。洪武二十七年,“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23]。-此时宝钞的价值已经贬值至原定价值之六分之一。因此,明太祖于该年八月颁布铜钱行用禁令。此后,大明宝钞一路贬值下去。至正统十三年,大明宝钞市场比价是“每钞一贯折铜钱二文”[24]。宝钞仅抵原定价值五百分之一。成化元年,国家规定:“凡征商税课程,钱钞中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无拘新旧、年代远近悉验收,以便民用”[25]。这则诏令明确调整洪武八年以来商税征收中钱三钞七的比例关系,同时规定了钞钱的官方比价。但是,显然家所定钞钱比价高出市场比价二倍。而成化初期,事实上的市场比价情况是“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甚是积之市肆,过者不顾。至成化七年钞法不行时,钞贯值二三钱”[26]。
再来看宝钞与白银之间的比价情况。洪武八年兑换体系中,黄金、白银、铜钱与大明宝钞的官方比价是l两:4两:4000文:4贯。至洪武十八年,根据粮价标准,一石米所需金银钞分别为1/10两、1/2两和5贯。由此则黄金、白银与宝钞之间的比价己变成1两:5两:50贯,宝钞较之白银价格贬值了10倍[27]。洪武三十年,“更定钞三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28]。同样以粮价为标准,一石米所需金银钞分别为1/20两、1/4两和3.5贯,则此时黄金、白银、宝钞三者比价为l两:5两:70贯。由此可知,宝钞相对于白银价格又贬值到14倍。根据上述二个年份的比价情况可知,白银与黄金相兑,洪武一朝白银也略有贬值。宣德七年,明宣宗规定:“湖广、广西、浙江商税鱼课办纳银两者,自宣德七年为始,皆折收钞,每银一两,纳钞一百贯”[29]。此时宝钞己经贬值至原定价值的100倍。正统元年,当时任户部尚书的黄福说:“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30]。宝钞贬值了一千倍。成化十三年左右,在辽东地区宝钞每千贯值银一两余。而在同时期的北直隶地区,宝钞的价值更低,大兴左卫指挥使周广奏说:“近年钞法不行,每钞千贯止值银四五钱”[31]。通过上述大明宝钞与铜钱、白银二者之间的比价变动情况,可以见出在百余年间,宝钞贬值趋势日益严重,至白银逐渐兴用的成化时期,其价值己经达到了只有原定价值的千分之一,甚至几千分之一的程度。
结合上述资料，“大明宝钞贬值概况表”（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第169页引自《中国钱币》1983年创刊号）摘录如下。
大明宝钞贬值概况表
公元 纪年 明宝钞一贯值钱数 贬值程度
1375 洪武八年 一贯=1000文 1：1
1390 洪武二十三年 一贯=350文 贬值到1/4
1395 洪武二十八年 一贯=100文 贬值到1/10
1407 永乐五年 一贯=12文 贬值到3/250
1444 正统九年 一贯=1-2文旧钱或10文新钱 贬值到1/100新
1465 成化元年 一贯=4文 贬值到1/250
1470 成化六年 一贯=2文 贬值到1/500
1488 弘治元年 一贯=1文 贬值到1/1000
1507 正德二年 1000贯=311文 贬值到3.11/10000
1535 嘉靖十四年 1000贯=276文 贬值到2.76/10000
由此可见，大明宝钞的实际购买力逐渐下滑直到达到一个非常夸张的程度。由于政策原因，大多数官吏俸禄、军兵月粮、买办费用和赏赐均使用大明宝钞支付，使得清廉官吏难以持家，进而导致贪腐之风盛行；士兵生活贫苦，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甚至时有逃亡哗变；商铺被强行要求接受大明宝钞出售高价值货物，负担沉重；以与废纸无异的宝钞赏赐臣属，仅有虚荣并无实惠。
大明宝钞发行的政策原因与失误
（一）发行“大明宝钞”的政策原因
1.在经济上适应封建中央集权体制
此时明朝刚刚建立七年左右（洪武八年是1375年，明朝1368年建立），明太祖朱元璋试图在各个领域加强对国家的控制。1376年朱元璋废除了元朝延续下来的行省制度，设“三司”。1380年他更是借“胡惟庸谋反”案裁撤宰相，集大全于一身。随着政治、军事大权在握，朱元璋开始努力加强对国家经济的控制。
他在经济上的努力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休养生息，努力恢复被战乱所破坏的生产活动，同时积极推行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大力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另一方面则开始统一国家的经济制度，致力于建立一套完整的属于明政权的经济体系。而对于货币体系的构建显然也属于后者的范畴。
洪武八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后，当局禁止全部金银流通，随后将禁令的范围扩大到了铸币铜钱（即进入了前文所述的“用钞不用钱”阶段），纸钞变成唯一的流行通货。事实上，当时的白银流通并无明显的问题。这一延续自前朝的体系基本还可以有条不紊地运转，封禁白银并非迫在眉睫。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明朝政权当时急于迅速有效地把整个国家的货币流通控制在自己手中，进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这是“大明宝钞”发行最主要的原因，大概也算得上是明朝采取这样的货币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新生政权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强制流通一种新货币将大大加强国家对于整体经济状况的监管，加大施行财政及货币政策的空间。百姓可用金银兑换宝钞，但宝钞不允许兑换金银，且禁止金银流通。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换发货币对社会整体财政、金融经济状况进行更好的监控。同时由于市面上流通的全部货币都是政府发行，其采取措施利用政策手段干预经济的能力也大大加强。唯一法币的存在使得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能力大大强化。理论上讲，明朝官府完全可以利用对货币的完全垄断，通过改变诸如发行量、发行模式等措施游刃有余地操控国民经济运行。
2.聚拢国家财富
明朝建成之初，政权尚不稳固，军事斗争尚未停止。北部匈奴不时进犯，元朝残余势力仍时常侵扰。与此同时，连年战乱之后社会各个方面都需要从战火的洗礼之中得到恢复。统治制度和秩序也需要迅速得到建立以保证证券的稳固。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急需快速聚拢大量财富来支持上述事物。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政权往往都会采用增税的方式来聚拢财富。但当时的客观条件却使得明政权不会这么做。明太祖朱元璋农民出身，自己几乎是文盲，通过农民起义夺取政权。他一定深知增税带给农民的巨大压力以及可能造成的“官逼民反”的严重后果。事实上朱元璋当初之所以起兵正是由于自己的生活实在过得太悲惨，不得已而为之。朱元璋显然不希望相同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再者，当时的明太祖一直在尝试给自己树立“圣君”、“明君”的形象，增税这种增添百姓负担的行为显然与这样的形象有悖。于是乎，他采取了实行新的钞法这样比较隐蔽的手段来聚拢财富。
其实从“大明宝钞”发行的一些细节上，我们也可以窥探到其聚拢财富的目的。“明朝禁金银、无本无额行钞，百姓可以用金银换钞但是不能反过来用抄换金银，旧钞得不到有效的更新，不顾钞法德种种危害而一味强制行钞”[32]这些规定都在暗示我们明朝政府的目的主要就是迅速将民间的金银等财富收入国库之中。
王玉祥的研究中有以下的分析：“无本无额发行宝钞, 可使国家凭空获得一大笔财富;用宝钞兑换民间金银, 可增加国家的金银储备;宝钞更新时要收费用, 国家仍不吃亏;至于税收征钞, 虽可使国家的其它财政收入有所减少, 但只要考虑到这些钞在当时是以高价发行出去的, 便不难发现, 发钞收钞间的差价早已落入了国家腰包 , 更不用说, 诸如户口食盐法、钞关、市肆门摊钞等又是新增加的税种, 并不会影响其它赋税收入。”[33]
显然，“大明宝钞”的发行确实颇为有效地为朝廷聚拢了大量财富。
3.作为货币的实用性考量
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其从最初的贝壳到铜币、金银再到如今被广泛接纳的纸币，趋势是越来越轻便、耐用，也越来越规范化、标准化。
“大明”宝钞作为一种纸币，用它来取代金银作为流通货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货币体系的进步与发展。
按照明朝文献的官方记载，发行“大明宝钞”一是为了防止民间私铸铜币导致的混乱局面，避免征收铜钱扰民的弊端，二十为了便于人们携带。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这些官方记述的理由仅仅是官府的借口，聚拢财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才是明朝的真正目的。但无论如何，用纸币替代实物货币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的。我们不能否认明政权完全没有这方面实用性的考量。
从根本上说，发行“大明宝钞”是明代官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匹配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的一种行为。聚拢财富以填补明朝初年的巨大开销是其发行的直接原因。升级货币使其实用性更高则在有限的程度上补充了前面两个原因。
（二）“大明宝钞”发行的政策失误
1.发行量缺乏控制
如前文所述，“大明宝钞”的发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弥补财政亏空。其发行主要基于明代国家的财政开支，而非流通中真正的需要。官府并未对其发行量进行一定的限制，存在严重的货币超发现象。
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待售商品总量×商品价格水平）/同一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次数）。超发货币会导致通货膨胀。如而大明宝钞的发行数额确实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由于明朝经济统计数据的不完善和小农经济局限，我们很难找到当时每一年流通中商品总量的情况，但我们可以把“大明宝钞”发行的状况与元朝钱币的发行状况进行横向对比：
洪武时期发行大明宝钞的二十四年，平均每年都要发行515万锭，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大明宝钞更是发行到了1500万锭。而元代发行的纸币最初只有20万锭，后来虽然有所增加，也大多控制在150万锭之下。两相对比，我们可以知道明初的纸币超发到了什么程度。纸币超发必然带来贬值，洪武三十年，一两白银可以买四石米，如果用宝钞买，却要十贯。朱元璋死后，大明宝钞的贬值程度日甚一日，到明宣宗的时候，一石米、一匹棉居然要宝钞五十贯。正统九年（1444年），一石米已经需要一百贯，从此大明宝钞兑换铜钱，一贯基本上没有超过两文。
由于当时纸质较差，大明宝钞难以耐久，且明代纸币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此外，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元末的货币贬值和尚且没有结束的战乱使得百姓难免对纸钞的使用信心不足。再加上宋、元以来连年的战乱，社会经济倒退，商品经济被破坏，很多地区的经济模式退回到原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此同时，人口从宋朝时的将近一亿人锐减至明初的六千五百万，种种这些因素都进一步使得货币需求量减少，加剧了“大明宝钞”超发的问题。
由上可见，大明宝钞的超发状况十分严重。
2.单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而没有准备金制度
我们知道，现代货币的发行一定要以一定数额的准备金作为基础，发行准备金制度是当代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发行准备金制度是为约束货币发行规模、维护货币信用而制定的，要求货币发行者在发行货币时必须以某种金属或资产作为发行准备。在金属货币制度下，货币发行以法律规定的贵金属作为发行准备，而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各国的货币发行准备金一般包括现金准备和证券准备两大部分。在非金银（贵金属）货币作为法定货币时，往往需要设定并留存货币发行准备金以避免流通中的价值符号超过所需而导致通货膨胀。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历史性，我们当然不能完全按照现在的理论去审视将近七百年前的货币制度。但是在大明宝钞发行之前，这种货币发行准备金制度在前朝已经有了一定形式的体现并且发挥了作用。宋、元时期中国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具有一定现代属性的货币体系，但其在明代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以元朝为例，当时发行“中统钞”，实际上已经建立了颇为成体系的准备金制度,即“丝银本位”制——“规定丝钞每 1000 两,可以兑换 50两银,而元政府主要以银及少数的金,还有其它具有价值的物品作为准备金,以供持钞者兑换。人们以纸币兑换,只需扣除百分之三的手续费,便可换到银或其它货品,这对于加强人们对纸币的信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34]可是到了明代,不但没有显著的进步,反而出现倒退的情况。
明代并没有沿着元代的准备金制度并加以发展,而只是依据政府信用来维持宝钞的价值,更试图禁止民间使用金、银及铜作为货币以巩固宝钞的价值,使宝钞成为单一本位。“线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只有达到以下两个条件才可以不依赖准备金而发行纸币：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足以应付一定数量的纸币流通,则无需准备金。二是人们必须相信政府会持续地紧守有限制地发钞,以及维持币值的原则”[35]但是在明代，这两个条件显然没有达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使得经济无法自己消化流通货币数量的波动，且政府大量超发货币。
除此之外，元末纸钞的大幅度贬值余波未消，百姓尚没有完全恢复对信用货币的信心。再加上明朝刚刚建立，战乱仍为完全平息，民众对于政权和货币体系的信心更加不足。
因而“大明宝钞”的发行仅仅以明政府的信用为基础却没有准备金制度显然是行不通的。
3.发行方式存在缺陷
“大明宝钞”的发行方式，除了百姓用自己手中的金银兑换之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皇帝的赏赐、政府财政开支与救济来发行的。
皇帝的赏赐分为两类：一类是奖赏本国人（官员、百姓），这一类占了皇帝赏赐的绝大多数。另一类则是赏赐给外国来的朝贡者作为回礼。仅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一年内，《明史》中有记载的明太祖在各种场合下赏赐百姓官员“大明宝钞”的记录就有 69 处。其中有53处明确记载了赏赐的数量和类别，这53处有记载的赏赐总数是88607315贯。余下的 16 次的数量虽然没有明确记录，但其总数估计可能接近700万贯。所以仅仅在这一年内朱元璋赏赐的“大明宝钞”总数就达到9500万贯左右。但该年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折算成纸钞大约2000万贯，这相当于一年发行了7500万贯新钞，几乎是当时半年的田赋收入（当时的收入以田赋为主）。这意味着市场上一夜之间增加了七千多万贯流通货币。
如此巨大数额的货币几乎是凭空进入了流通领域之中。这种毫无根据的流通货币数量飞速增加必然会急速导致通货膨胀。同时，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也会大大增加，社会上的恐慌情绪将进一步加剧百姓对于货币体系的不信任，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
4.伪钞的存在
“大明宝钞”发行伊始，民间私造伪钞的情况就屡见不鲜，严重破坏了货币体系的正常运作。其印制技术并不复杂，它由桑皮纸作钞料，纸币的纸张或者是油墨都不难模仿。中国古代私铸官方纸钞的情况由来已久，立场历代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科技不发达，缺乏必要的防伪技术，人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技能储备来鉴定纸钞的真伪。于是印制伪钞获得了很大的获利空间。
特殊的发行制度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伪钞的出现。“有不少现代历史学家认为明代纸币有一项优点，就是有明一代宝钞的发行仍然是采用洪武皇帝的名义，由此至终都只有一个版本，虽然有年份，但没有分界，而且始终由中央发行。我们却认为，这反而是明代宝钞失败的原因之一。在宋代，交子、会子以三年为一界，即是说三年为一期限，纸币周期（有效期）只有三年，三年后，除换领新一界的会子外，也可以兑换银及铜等金属货币或其它宝货。货币在基本条件之一，是耐用性，但中国古代的纸币币材，不可能符合这一条件。所以像宋代纸币有规定的年限，更换新版本，而且可以兑换金属货币，这样则能够确保公众对纸币的信心。宋代三年一界的制度，可以限制伪钞，而明代则没有分界，使伪钞充斥，破坏了宝钞的正常运作。”[36]
当伪钞大量存在时，官府进一步丧失了自己对货币体系中流通货币数量进行调控的能力，造成严重失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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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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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D]，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
[1] 孙良玉，《试论白银的货币化》[D]，郑州大学，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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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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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丘浚.丘文庄公集二[A].陈子龙.明经世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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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页243
[11] 由于明政府不时禁用金、银,而且铜的价值低廉,再加上中国的贵金属材料不足,故此即使宝钞贬值,大额交易仍必须使用宝钞。
[12] 王圻《:续文献通考》(北京:现代出版社,1991年),卷十八“,皇明钞法条”,页257
[13] 《明会要》卷五十五《,食货三》,页1049谓“:并广收民间钞入官,取昏软者悉毁之。”
[14]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5] 朝鲜史略[M].国立故宫博物院: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6] 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页140)谓“:(明代)就一般情况说,有实值的硬币,能出国外,无实值的代用货币(如纸币)只能流通于中国,即令能流出国外,最终仍须流归本国。”
[17] 《明会典》,卷三十五“钞关”,页224
[18]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洪武十四年十二月.
[19]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六,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
[20]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
[21]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
[22] 《明太祖实录》卷二O五,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庚辰
[23]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
[24] 《明英宗实录》卷一六六,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
[25] 《明宪宗实录》卷十九,成化元年七月丁巳
[26] 《明宪宗实录》卷二七,成化二年三月辛亥
[27] 【明】王沂《续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
[28] 【明】王析《续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
[29] 《明宣宗实录》卷八八,宣德七年三月庚申
[30] 《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一,成化十三年正月壬戌
[31] 《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一,成化十三年正月丁未
[32] 王玉祥，《明朝钞法论述》[J]，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05期
[33] 王玉祥，《明朝钞法论述》[J]，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05期
[34] 全汉升，《元代的纸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5本，1948年
[35] 赵善轩，《重评“大明宝钞”》[A]，香港树仁学院，2005年
[36] 张伟保，《重评“大明宝钞”》，《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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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主第一次用知乎，格式是按照论文格式来的，如有不对还望海涵
延续了元代中后期没有准备金的宝钞发行制度和元代惯于超发货币的恶习，加上当时民间的银钱流通量少导致政府的财政支付只能以宝钞为主
不过话说回来，日本高丽印度波斯等国也学了元朝的纸币制度，最后不也是昙花一现……
主要的税政策失败，大明通钞就会成废纸。信用货币必须与金融资本控制的政府或者政府控制下的金融资本的强力货币税联系起不，而明朝商品税极低，这导致通钞成废纸。
虽然不太了解这段历史哈，但是一般纸币的发行失败都是因为没有相对应储备金的等量贵金属货币，导致汇兑贬值，最后信用度降低没人要。据此分析和明朝的封建制度结合估计应该是政府前期凭借政府权威强制发行，逐渐发行过量而导致准备金不足从而失败…个人观点，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