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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书后，想看看知乎上有什么评价和分析。不过好像没搜索到什么实质内容，推荐多，评价少。
因为本书是写1996年的河南，和现在已经有十余年的距离，所以，我一直在想现在的河南农村地区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想这本书出版后，到底产生了多大的社会影响。求解答。
书中很多内容，其实在现在的生活中，依旧可以感受到，人情网络，社会风气，官场情态，社会阶层流动等等，或许这些东西深深禁锢在我们血液中吧。反思自己，不过也是洪流中的水滴罢了。
书写得很深刻，即使时间过了这么久，觉得也很值得一读，蛮沉重的，断断续续读完了一部会重温的书。
ps：这本书是上下两本，但时间不足，读一部就可以了。两本想表达的东西都大致差不多。
从9月到2月，5个月时间细读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在数十个辗转反侧的深夜里，我跟着曹先生的脚步，去看20年前的河南农村。它是如此地熟悉和亲切、如此地让人心痛。愿这一切都成为历史，留在过去。
1996年5月，曹先生从上海出发，赴河南农村进行田野调查，走访数县数十乡数百家农户、并通过市县两级的党校系统访谈数十位县乡村三级官员，以逐日访谈纪要的方式，真实地记录着那时那地的人们身处其间的社会生活。曹先生选择了黄河流域的河南，去看直接受着我们母亲河哺育的河南农民生活。第一期调查从5月12日到6月26日，第二期调查从9月6日到11月21日，避开了酷暑和寒冬。当中原调查结束之际，曹先生精辟地总结了此次中原之行发现的两大问题：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国小农问题；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
1. 为何要看小农问题
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分为五大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初期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与西方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的奴隶社会较短，而后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之后几乎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而西方的奴隶社会较长，之后经过了较短的封建社会便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时期。由此导致的结果则是，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小农几乎没有经过生产力的发展便进入了社会主义，仍然保持着相对原始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也是中国实施三步走战略迈向现代化的原因所在。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小农在长期的封建制度下形成的观念与生活方式十分牢固，仍然主导着现今的社会生活，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就是最明显的表征。
之所以要看中国小农问题，是因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社会阶层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直接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应该如何运作，决定了党政机构应该如何管理，决定了中央与省市县乡四级地方政权应该如何设定目标、设置机构、办理公务，决定了直接接触农民的村委如何安排人员和工作。
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社会问题的存在都是因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协调。要看清问题必须看清经济基础的面貌、上层建筑的面貌、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社会调查之主观目的，就是要看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面貌，这从任何一本书上都学不来，只有深入调查现场才能理解社会生活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
2. 中国小农问题——善分不善合
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经济最大的特征是自给自足，即便是自种的农产品不能满足自身需求，中国小农也是首先向亲情关系网络或宗族组织寻求交换与帮助，“市场”并不是优先考虑。经过了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期，在包产到户之后，中国小农恢复了“自给自足”状态。
如曹先生所言，“河南乡村的互助合作并没有超出传统的范围。即使出现更大的合作或更新的合作之紧迫需要时，小农们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行事：或恢复家属间的联合，或恢复宗族组织形式，或将家属原则引入私人经营的或集体性质的企业内部，或指望出现一个清官或能人来解决他们的公共事务。”
以水利设施为例，河南地处黄河流域，常年不旱即涝。汛期一到，往往冲毁大量农田使其绝收，而在非汛期，往往大面积干旱少雨。一亩水浇地的小麦亩产可达1000斤，而旱地亩产仅400斤，多数家庭的收成仅勉强糊口而已。在1996年，缺乏水利设施的河南小农都是靠天吃饭。
每一任县委班子都知道要增加财政收入必须从提高农民收入开始，而提高农民收入必须首先从解决温饱问题、增加粮食收成开始，这就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兴修水利。当时河南乡村的水利设施都是大锅饭时代的产物，那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在土地承包制时期，兴修水利变成了一件难事。1996年，已有的水利设施（例如水井、沟渠等）基本废弃或不能使用，而兴修水利面临几个问题：资金、劳动力、维护。县财政多年赤字（财政问题详见第二节），只得向农民摊派，而这会给本已不堪重负的农民增加难以承受的农负；动员民出义务工，一起修沟修坝，如若看得见修好后各家农田有水灌溉、产量增加，农民是愿意的，问题在于少数修起来的沟渠因维护不好而不能使用，农民眼见好心兴修水利最后反而成为劳民伤财的烂尾工程，也就不愿再修；而之所以维护不好，是因为修沟往往会占用耕地，而在被占耕地协调不好的情况下农民往往决口耕种，一家如此，全村皆然。水利设施作为最根本的提高产量的方式，是如此地难以执行。
再以集体企业为例，经济落后的内地农村，党政官员往往每年一次前往沿海农村考察观摩。其结果是内地农村为发展经济，往往借鉴沿海农村的模式，发展工商业。发展工商业，一可以致富，二可以创收，给地方政府增加税收。在沿海，发达的工商业收入反过来可以补贴落后的农业，即“以工补农”。内地官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大力发展工商业，这就出现了皮革厂、砖瓦厂等乡村集体企业。也有少数外出见过的农民，联合自家兄弟等合伙办起了私营企业。
善分不善合的问题在乡村企业中尤为显眼。在集体企业中，做主的往往是村支书，而村支书则会委派自家兄弟或本宗族的同姓成员参与管理，本是由全村村民共同出资的村集体企业往往演化为村支书的家庭企业，导致村民与村委的关系恶化，矛盾重重，最后不欢而散。在私营企业中，少数有见识有魄力的农民很难凭借个人之力撑起企业，而在寻找合伙人的时候，往往寻找自家兄弟或本宗族的成员。而无论合伙人有多亲，最终都会变得矛盾重重。家属原则成了阻碍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乡村企业难以发展，还有市场的因素。绝大多数的乡村企业倒闭，都是因为把握不好市场需求，少数活下来并且盈利的企业，都在产品销售上下足了功夫，往往到山东等省外进行市场开拓，形成稳定的销路。
再以公共事务为例，当全村的农负压得农民们喘不过气来，而乡里仍派人下来征收钱粮时，农民们在上缴之余往往抱怨并期望有一个廉洁的清官来管一管这逐年增长的农负（少数负担极重的村演变为农民集体上访上告）。当村里的枯井造成伤害时，农民们往往希望有人来管一管。道路失修、乡村官员腐败等等公共事务，他们希望有人来管，而不是自己联合起来去对话和解决。
曹先生说：“梁漱溟说过中国小农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平等协商精神与能力。”“当出现超家庭联合的必要性时，农民们往往以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进行私谊性的、临时性的合作，而不是契约性的、永久性的合作。这只是传统的亲情关系网络，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合作与联合。”“改善这种情况的唯一的出路：是形成共同利益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不同的联合。平等的协商、制定规则、选举一个领导、建立一个组织进行实施共同决议、并对实施过程与结果进行评估与监督。这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因素，是中国小农的观念及人与人互助关系的现代化。” 紧接着曹先生断言，“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囿于传统习惯的中国小农，单靠自身的经验与力量，看来无法走向自发的契约联合。但承包制下小农重新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与极端重要性客观存在。只要中国小农没有学会自组织并通过自组织发挥出自治能力，中国的小农依然是历史上的传统小农，即使他们住进楼房、穿上西装，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他们不能用组织与联合的办法来解决单家独户无法解决的各种问题，那么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一个中国人口最多的社会阶层，将无法摆脱经济落后、社会地位地下的处境。通过平等协商建立起来的契约组织，是承包制下的独立小农得以最终摆脱贫困落后、摆脱自然灾害的侵扰、摆脱地方官吏的剥削与压力、减少市场风险的最有效最强大的手段。”
曹先生说：“梁漱溟说过中国小农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平等协商精神与能力。”“当出现超家庭联合的必要性时，农民们往往以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进行私谊性的、临时性的合作，而不是契约性的、永久性的合作。这只是传统的亲情关系网络，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合作与联合。”“改善这种情况的唯一的出路：是形成共同利益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不同的联合。平等的协商、制定规则、选举一个领导、建立一个组织进行实施共同决议、并对实施过程与结果进行评估与监督。这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因素，是中国小农的观念及人与人互助关系的现代化。”
紧接着曹先生断言，“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囿于传统习惯的中国小农，单靠自身的经验与力量，看来无法走向自发的契约联合。但承包制下小农重新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与极端重要性客观存在。只要中国小农没有学会自组织并通过自组织发挥出自治能力，中国的小农依然是历史上的传统小农，即使他们住进楼房、穿上西装，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他们不能用组织与联合的办法来解决单家独户无法解决的各种问题，那么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一个中国人口最多的社会阶层，将无法摆脱经济落后、社会地位地下的处境。通过平等协商建立起来的契约组织，是承包制下的独立小农得以最终摆脱贫困落后、摆脱自然灾害的侵扰、摆脱地方官吏的剥削与压力、减少市场风险的最有效最强大的手段。”
上一节谈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国小农问题，实则是在回答“经济基础”的疑问，是在试图通过社会调查去看清经济基础的面貌。而之所以要在调查过程中始终将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作为调查点，是因为这涉及到政治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唯有看清这三个问题的面貌，才有可能看清社会生活。而在调查结束之际，曹先生指出，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主要有两个：四级地方政权存在着日益脱离社会、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问题——不堪重负的农民负担问题。
1. 地方政府脱离且凌驾于社会
以乡村集体企业为例，地方政府面对庞大且逐年增长的财政支出，急需增加财政收入，从沿海考察回来的地方党政官员多将发展乡村集体企业作为增加财政收入、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集体企业的创办并没有考虑到内地各县乡村的实际状况，多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将创办集体企业的指标压到下一级政权。其结果是一定数量的集体企业创办任务被摊派到各村，村委只得发动村民集体筹资，另贷款一部分，开办村集体企业。一般而言，一个耗资30万元办的集体企业，多向村民集资15万、银行贷款15万。结果可想而知，绝大多数行政指令性乡村集体企业都因不能适应市场而倒闭，农民怨声载道、党群干群关系恶化。少数存活下来的企业多是因为那个地方出了一个能干的村支书，多方开拓销售渠道、改善生产工艺、优化产品。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不是任何人任何地方都可以办企业的，沿海农村之所以工商业能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因为市场需求客观存在、以及开办企业的一切有利条件客观存在。
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例，河南农村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和红薯，这也是农民的两大主食。而部分县以行政指令的形式下令农民种植苹果和烟草，按土地亩数摊派到每一农户，并依此纳税。举例来说，某县的人均耕地为0.8亩，要求每人拿出0.5亩的土地种植苹果，以此标准收税。苹果下地后四五年方能结果，而一到苹果成熟之际，价格急剧下跌，农民血本无归，对乡村干部满是怨气、只得将苹果树砍来当柴烧。而税收则分文不减，按亩征收。少数农户知种苹果无望，一开始就没有种苹果，但仍然要依据划定到各农户的种植亩数纳税，农民称为“不种苹果”的钱。
以赌博罚款为例，村民逢年过节，喜欢约几人打点小麻将，输赢均在几毛钱。而乡政府以集资赌博为由将打麻将的几人拘留并罚款数万元，村民因此十分憎恨乡政府官员。村民讲，“逢年过节打麻将是长久以来的习俗，输赢并不影响正常生活，且是增进邻里感情的一种方法。那一次抓赌博，被他们搞去几万元！”
曹先生认为，“ 四级地方政权存在着日益脱离社会、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用政治术语来讲就是官僚化与特权化的强大驱动力。官吏的以权谋私等权力腐败现象，仅仅是上述趋势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有人说权力腐败是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有人说是政治体制问题，缺乏有效权力监督的集权体制应对上述倾向负全部责任。在我看来这些均是表面、肤浅之词。倘若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若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尤其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那么这个政权便有可能是一个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制集权性质的。倘若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以二三产业为主导，那么这个政权有可能采取民主与法治的政体。只有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时，政治上层建筑方有可能从专制转向民主。”
面对政权脱离社会的趋势，中国历史上曾经用“政治运动”来解决，而西方用“民主制”来解决。
“MaoZD发动的政治运动之主观目的，就在于防止或抑制政权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自然趋势，他想以其个人的巨大权威和群众运动的力量，把力求浮上水面并升入高空的气球拉入水中。改革开放后，当我们把全部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时，地方公共权力这只气球便主动地冒出水面。我们能否找到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或方法来防止或抑制公共权力自发地脱离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呢？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安排恰恰是以官僚化、特权化为基础的。毛泽东虽然暂时将浮出水面的气球拉入水中，但文革十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为此支付了过于高昂的代价。全盘引入西方的民主制行不行？这种随着西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民主虽然能较为有效地防止公共权力的特权化倾向，但在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传统且依然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内，能否有效地运行并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是有大问题的。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先后引进了西方民主制，但其公共权力的特权化与腐败一如既往，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除了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和西方的“民主制”之外，是否能找到第三条道路或方法，以解决公共权力的“脱离”与“凌驾”问题，这是一切关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思维头脑共同探寻的重大问题。”
2.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问题：不堪重负的农民负担问题
在数百农户的走访中，发现最多的是农民对农负的抱怨，几乎每个村落都存在这样的抱怨。农民负担，以钱和粮的形式无偿上缴国家，农民将上缴粮称为“皇粮”，皇粮按照人均耕地和人均亩产按一定比例上缴，每到秋收季节，农民均需将打好晒干的小麦一麻袋一麻袋过称上缴。交钱的形式多样，诸如上文提到的“不种苹果钱”、修沟修路摊派到各农户的资金等等，农民将交出去的钱都称之为农负，然而并非所有上缴的钱粮都是地方财政收入，农民只是习惯性这样称呼。国务院规定，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农民年纯收入的5%，而纯收入的计算方式可以“掺水”，所以几乎所有走访村落的农负都高于农民实际纯收入的5%，而自觉负担过重的农民，并不知道每年规定上缴的钱粮的数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地方政府也不予公示。
在与几位县乡官员推心置腹的座谈中曹先生了解到这一实情，在每年上报的年收入等统计数据中，本年度数据均需在上一年度数据基础上增加一定的百分比，问为何增加，答这样才能显示政绩啊，若新官上任干了一年，县里没有增产增收，岂能说得过去。收入“增加”后，就可以“表面上”依照5%的比例向农民征税，这样即可增加财政收入。（笔者注：2017年1月20日曝光的辽宁省2011-2014经济数据造假与此如出一辙）
征收上来的钱粮，按照如下流程进入地方财政：省市县乡四级地方政权中，村委不是某一级政权，只协助征收，但可以留下“村提留”，作为村委成员一年的工资、报刊费用、接待费用等；大部分上缴乡政府，乡政府留下“乡统筹”，作为工资、报刊费、接待费、乡内财政开支；剩余部分上缴县政府，县到省的步骤不详。
县乡财政支出年年拮据，除不得不花的报刊订阅费、上级检查团招待费用、县乡政府公车使用保养等外，尽数用在义务教育和公务员工资上，而各中小学教师工资不由地方政府定价、且不能拖欠，其结果是县乡委和县乡政府的公务员工资一降再降且不得不拖欠数月。面对这一情况，地方政府要办任何事、出任何政绩，必须向农民集资摊派，导致农负居高不下。
而在县乡两级地方政府之间，还存在另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条块关系”。所谓“条”，是指下级政府的某些部门由上级政府部门抽走，归上级管理；所谓“块”，是指部分部门由本级地方政府管理。当时的河南农村，乡政府的计划生育部门、水电部门等“油水丰厚”的部门均被县政府抽走，由县政府派人管理、财政收入归县政府；而其它不能带来财政收入的乡部门仍归乡政府管理、办公人员工资由乡政府支付。其结果是乡政府几乎不能被称之为“政府”，它变成了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几乎没有任何权力、不能制定任何政策，只能执行县政府下达的各项指令。这使得乡一级官员处境十分尴尬，种苹果、种烟草、办乡村集体企业等行政指令，均需由乡村工作人员执行。省市县的官是管官之官，而乡村之官是管民之官，由农民上访上告均是到中央或省市县政府告乡村官员，可见农民对上级政权还是信任的，而最为紧张的就是农民与乡村两级政府的关系。一乡委书记曾对曹先生说：“我们乡一级官员，权轻责重。上级手提乌纱帽，下达命令，我们觉得不妥、农民承受不了，他们就说我们保守，到村里征钱征粮，搞得农民上访上告，轻则被训、重则落马，我们里外不是人。”
对于这一问题，曹先生这样认为，“地方财政需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养人，养活养好各职能部门的公务人员；二是办公；三是办事。养人的目的是为了办公，办公的目的是为了办事，办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增进社会福利。而这个浅显的真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误入歧途：财政收入不能养活养好公务人员；提高办公条件是为了炫耀与攀比；办事只是为了突显个人政绩以求升迁。全国皆然，内地尤甚。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少数工商业较发达的内地，地方财政的来源主要是工商业而非传统农业，农业这块效益低、增长慢的老蛋糕差不多全部让农户自产自食了。工商业发达地区可以“以工补农”，而在工商业极不发达的内地政府，逐年增加的财政支出差不多直接或间接落到土地、农户身上了，形成地方政府与农户分食农业这块老蛋糕的对抗局面。” “一边是分散无组织的承包制小农，一边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有组织、有合法全力的地方政府；一边是农产品的生产者，一边是农业剩余的征收者；一边是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且再难以做大的老蛋糕，一边是逐年增加的政府集体支出，并按支出的需要操刀分隔老蛋糕。征税不足就征费，费款不足便用罚款。量入为出变成了量出为入。征税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一财政收入，名目繁多的费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至于罚款（尤其是计划生育罚款），差不多成了第三财政之源。此起彼伏的集体上访上告，甚至发展到小股农民骚动，差不多皆根源于此。本应对发展地方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增进社会福利富有重大责任的地方政府，完全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
面对这一令人震惊的问题，我在想自我记事以来未曾出现过征钱征粮的事，于是去问了爸爸。从爸爸的口中我知道了一些新词，比如“粮管所”和“水库工”，那时爸爸开着一辆小拖拉机，每年秋收时节，都要拉着一车“谷子”到粮管所上缴，我们村的村民将其称之为“公粮”。问有没有哪家交不起公粮，答当然有。问会不会贷款或借钱买粮上缴，答那时候农民几乎贷不了款，也没人借得起钱，但可以打欠条，来年再缴。我们村的农田多为处于坝区，地势平坦，灌溉方面，水稻产量普遍不低，没有出现河南农村贷款缴皇粮的情况。那时候还有义务工，每户每人每年出工两天修水库修沟，我爷爷一辈和我父亲一辈均参加过此类集体劳动。
面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量出为入的现象，曹先生说：“任何一级政府，必须把“量入为出”作为该级政府财政的最高原则。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对农民农业剩余的过度征索，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我们可以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将各种税费归为单一的土地税，计亩征收，税率定为1/10，长期保持不变；二是超过十一率的征索，农户有权拒缴。这两条以国家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量入”既已确定，而后在各级政府内按比例进行分配税款。这样迫使各级政府按“收多少钱，办多少事，养多少人”的原则，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一是将各级党政机构与人员切实地精简下来，最好精简2/3，起码得精简1/2，中小学教员及后勤服务也需精简。二是大力减少办公费用，尤其是吃喝招待费用，把名目繁多的“达标检查”降到最低限度。三是改革干部选拔、考核、升迁、调任制度，在乡村两级，可直接给村民以选举权与罢免权，在县级，至少要把评议权、罢免权赋予每一个公民。”
在21世纪的头几年，全国陆续取消了农业税，农民负担减为零，国家的这一政策着实是民心所向，爸爸说“这两年真的政策好了，种地还有补贴，每户可按亩数领取一定的农药化肥”。我不知道取消农业税后内地农业大县的财政收入如何解决，或许是由中央财政从沿海税收中统一拨款，实现全国范围的以工补农、以沿海补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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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此书，感触最深的还有两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理论与现实的关系。
初读《黄河边的中国》，吸引我的是书中所描绘的那个农村。时至今日，曹先生笔下那个黄河边的中国，在生我养我的农村依然能找到些许缩影。晚饭后聚集着全村老人的村头小卖部，何尝不是我家村头那个小卖部，爷爷辈的老人们时常聚在那里，抽烟聊天，说说毛泽东，讲讲马克思。那个把主要收入用于供子女读书、建造住房的农村，何尝不是生我养我的商家村。在一个个深夜，我合上kindle，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常常起身走到宿舍窗前，望着并不明亮的月光和昏暗的路灯陷入沉思。
细读之下，令我倍生敬意的是曹先生所表现出来的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曹先生在河南信阳进行社会调查时，向地委党校的三位教员询问当地状况，“你们在地委党校任教多年，与县乡两级官员，既有师生情谊，又有工作接触，熟知他们的状况。你们的老家都在农村，与村民保持密切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情绪。现在我十分严肃地向你们提两大问题，希望你们认真思考，坦诚相告：一是当前农村的党群、干群关系到底处于一种什么状况？二是接连不断的农民集体上访上告事件是否会演化为中小股农民暴动？”
这种严肃与敏感的问题，绝不可能向地方官员询问，就算问了也不可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答案，不是搪塞过去，就是告之以预先设计好的内容。而面对接触地方党政官员的党校老师，或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得到一些答案。
面对沉默的三位教员，曹先生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全民族的前途承担一种推卸不掉的责任。没有这份责任与关切，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也是人，也需要职业、金钱与家庭，但单纯以文凭与知识博取名利者，并不是知识分子，我们要有这份关切与责任，内以充实与崇高自己，外或能给忙于现代化的民族提供一点识见与理性帮助。决不能大变降临而茫然失措。问题虽提得尖锐一点，但望诸兄认真思考，坦诚相告，共同讨论。”
正是这份社会关切，让我不止跟一个朋友说起曹先生。以曹先生为代表的老派知识分子的存在，是我等年轻一辈的学生迈入学术圈的强大引力和推力。曹先生从1988年10月开始，历时四年附浙江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了《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纵使中国的学术圈乱象丛生，但这里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群不求名不求利、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一意做研究的学者，这是中国之幸、民族之幸。
当今的知识体系大体可分为三类：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就是传统的文史哲、以及与此相关的艺术类学科。社科是社会科学的统称，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等。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二者合称人文社科）研究人类社会。社会科学试图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而人文学科则不是科学，没有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三大类学科与知识，没有绝对的分界线。
曹先生说：“社会科学的最高任务是尽可能深入地理解我们身处其内的社会变化及其发展方向。我们应该把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放到传统向现代化转轨的总趋势内加以审查。这一审查，有两个截然对立而又互为补充的视点：一是从外向内、从上向下的审查；二是从内向外、从下向上的审查。” “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由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通过西方理论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就是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是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向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是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向上看，就是赈灾社会生活本身看“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就我本人的经历而言，却有一个从外向内看到从内向外看的认识转移。1988年前，我一头钻入“译语”，在译语中，不仅有着令人兴奋的成套价值目标，也为我们提供各种认识工具。然而，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光停留在“应该如何的多嘴多舌之中”，不如去研究“应该”何以悬浮于嘴上而难以进入实践的社会根源，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转译到中国，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这番经历使我认识到，必须走出“译语”、走出西方理论，从另一端去观察中国社会。1988年10月，我与我的朋友打点行装，重新返回农村。前后四年，便有《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一书的出版。1996年5月，我只身来到河南，漫游中州大地，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所虑便是这部《黄河年的中国》。”
学习社会科学的我读之相见恨晚。欧洲和美国由于首先进入资本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而在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方面成果显著，西方理论对我来说，着实有着谜一般的魅力。当我读到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斯迈斯的受众商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深深地认为它们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凝练的句式、精辟的论述、深刻的见解，让我如痴如醉。用“译语”来审视中国社会，便不自觉地浮现出“中国应该如何”的种种想法。被曹先生一语中的，我这是过于“从外向内看”。而从内向外看、从下向上看，则是回答“中国是如何的”，这便是我、甚至于中国大多数人所欠缺的认识视点。社会调查之主观目的，便在于扫除盲点。值得庆幸的是，自从清华大学新传学院开始实行以调查报告申请学位以来，已经有本科生开始走入乡村，进行社会调查。李强的《乡村八记》、肖亚洲的《厚土》，就是其例。
曹先生此书，厘清了长久以来困扰我的“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产生于现代化实践之后，而拿到中国，则是理论产生于实践之前，是理论决定实践。用西方观点看中国社会，注定出现认知盲区。
然而，三农问题、以及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可能通过一本书或者几本书看清。“读懂中国”从根本上就是一个病句。
本文于2017.01.27首发于个人公众号“如雨天似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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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书后，想看看知乎上有什么评价和分析。不过好像没搜索到什么实质内容，推荐多，评价少。
因为本书是写1996年的河南，和现在已经有十余年的距离，所以，我一直在想现在的河南农村地区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想这本书出版后，到底产生了多大的社会影响。求解答。
书中很多内容，其实在现在的生活中，依旧可以感受到，人情网络，社会风气，官场情态，社会阶层流动等等，或许这些东西深深禁锢在我们血液中吧。反思自己，不过也是洪流中的水滴罢了。
书写得很深刻，即使时间过了这么久，觉得也很值得一读，蛮沉重的，断断续续读完了一部会重温的书。
ps：这本书是上下两本，但时间不足，读一部就可以了。两本想表达的东西都大致差不多。
从9月到2月，5个月时间细读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在数十个辗转反侧的深夜里，我跟着曹先生的脚步，去看20年前的河南农村。它是如此地熟悉和亲切、如此地让人心痛。愿这一切都成为历史，留在过去。
1996年5月，曹先生从上海出发，赴河南农村进行田野调查，走访数县数十乡数百家农户、并通过市县两级的党校系统访谈数十位县乡村三级官员，以逐日访谈纪要的方式，真实地记录着那时那地的人们身处其间的社会生活。曹先生选择了黄河流域的河南，去看直接受着我们母亲河哺育的河南农民生活。第一期调查从5月12日到6月26日，第二期调查从9月6日到11月21日，避开了酷暑和寒冬。当中原调查结束之际，曹先生精辟地总结了此次中原之行发现的两大问题：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国小农问题；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
一、 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国小农问题
1. 为何要看小农问题
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分为五大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初期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与西方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的奴隶社会较短，而后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之后几乎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而西方的奴隶社会较长，之后经过了较短的封建社会便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时期。由此导致的结果则是，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小农几乎没有经过生产力的发展便进入了社会主义，仍然保持着相对原始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也是中国实施三步走战略迈向现代化的原因所在。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小农在长期的封建制度下形成的观念与生活方式十分牢固，仍然主导着现今的社会生活，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就是最明显的表征。
之所以要看中国小农问题，是因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社会阶层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直接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应该如何运作，决定了党政机构应该如何管理，决定了中央与省市县乡四级地方政权应该如何设定目标、设置机构、办理公务，决定了直接接触农民的村委如何安排人员和工作。
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社会问题的存在都是因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协调。要看清问题必须看清经济基础的面貌、上层建筑的面貌、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社会调查之主观目的，就是要看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面貌，这从任何一本书上都学不来，只有深入调查现场才能理解社会生活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
2. 中国小农问题——善分不善合
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经济最大的特征是自给自足，即便是自种的农产品不能满足自身需求，中国小农也是首先向亲情关系网络或宗族组织寻求交换与帮助，“市场”并不是优先考虑。经过了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期，在包产到户之后，中国小农恢复了“自给自足”状态。
以水利设施为例，河南地处黄河流域，常年不旱即涝。汛期一到，往往冲毁大量农田使其绝收，而在非汛期，往往大面积干旱少雨。一亩水浇地的小麦亩产可达1000斤，而旱地亩产仅400斤，多数家庭的收成仅勉强糊口而已。在1996年，缺乏水利设施的河南小农都是靠天吃饭。
每一任县委班子都知道要增加财政收入必须从提高农民收入开始，而提高农民收入必须首先从解决温饱问题、增加粮食收成开始，这就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兴修水利。当时河南乡村的水利设施都是大锅饭时代的产物，那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在土地承包制时期，兴修水利变成了一件难事。1996年，已有的水利设施（例如水井、沟渠等）基本废弃或不能使用，而兴修水利面临几个问题：资金、劳动力、维护。县财政多年赤字（财政问题详见第二节），只得向农民摊派，而这会给本已不堪重负的农民增加难以承受的农负；动员民出义务工，一起修沟修坝，如若看得见修好后各家农田有水灌溉、产量增加，农民是愿意的，问题在于少数修起来的沟渠因维护不好而不能使用，农民眼见好心兴修水利最后反而成为劳民伤财的烂尾工程，也就不愿再修；而之所以维护不好，是因为修沟往往会占用耕地，而在被占耕地协调不好的情况下农民往往决口耕种，一家如此，全村皆然。水利设施作为最根本的提高产量的方式，是如此地难以执行。
再以集体企业为例，经济落后的内地农村，党政官员往往每年一次前往沿海农村考察观摩。其结果是内地农村为发展经济，往往借鉴沿海农村的模式，发展工商业。发展工商业，一可以致富，二可以创收，给地方政府增加税收。在沿海，发达的工商业收入反过来可以补贴落后的农业，即“以工补农”。内地官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大力发展工商业，这就出现了皮革厂、砖瓦厂等乡村集体企业。也有少数外出见过的农民，联合自家兄弟等合伙办起了私营企业。
善分不善合的问题在乡村企业中尤为显眼。在集体企业中，做主的往往是村支书，而村支书则会委派自家兄弟或本宗族的同姓成员参与管理，本是由全村村民共同出资的村集体企业往往演化为村支书的家庭企业，导致村民与村委的关系恶化，矛盾重重，最后不欢而散。在私营企业中，少数有见识有魄力的农民很难凭借个人之力撑起企业，而在寻找合伙人的时候，往往寻找自家兄弟或本宗族的成员。而无论合伙人有多亲，最终都会变得矛盾重重。家属原则成了阻碍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乡村企业难以发展，还有市场的因素。绝大多数的乡村企业倒闭，都是因为把握不好市场需求，少数活下来并且盈利的企业，都在产品销售上下足了功夫，往往到山东等省外进行市场开拓，形成稳定的销路。
再以公共事务为例，当全村的农负压得农民们喘不过气来，而乡里仍派人下来征收钱粮时，农民们在上缴之余往往抱怨并期望有一个廉洁的清官来管一管这逐年增长的农负（少数负担极重的村演变为农民集体上访上告）。当村里的枯井造成伤害时，农民们往往希望有人来管一管。道路失修、乡村官员腐败等等公共事务，他们希望有人来管，而不是自己联合起来去对话和解决。
二、 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
上一节谈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国小农问题，实则是在回答“经济基础”的疑问，是在试图通过社会调查去看清经济基础的面貌。而之所以要在调查过程中始终将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作为调查点，是因为这涉及到政治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唯有看清这三个问题的面貌，才有可能看清社会生活。而在调查结束之际，曹先生指出，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主要有两个：四级地方政权存在着日益脱离社会、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问题——不堪重负的农民负担问题。
1. 地方政府脱离且凌驾于社会
以乡村集体企业为例，地方政府面对庞大且逐年增长的财政支出，急需增加财政收入，从沿海考察回来的地方党政官员多将发展乡村集体企业作为增加财政收入、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集体企业的创办并没有考虑到内地各县乡村的实际状况，多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将创办集体企业的指标压到下一级政权。其结果是一定数量的集体企业创办任务被摊派到各村，村委只得发动村民集体筹资，另贷款一部分，开办村集体企业。一般而言，一个耗资30万元办的集体企业，多向村民集资15万、银行贷款15万。结果可想而知，绝大多数行政指令性乡村集体企业都因不能适应市场而倒闭，农民怨声载道、党群干群关系恶化。少数存活下来的企业多是因为那个地方出了一个能干的村支书，多方开拓销售渠道、改善生产工艺、优化产品。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不是任何人任何地方都可以办企业的，沿海农村之所以工商业能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因为市场需求客观存在、以及开办企业的一切有利条件客观存在。
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例，河南农村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和红薯，这也是农民的两大主食。而部分县以行政指令的形式下令农民种植苹果和烟草，按土地亩数摊派到每一农户，并依此纳税。举例来说，某县的人均耕地为0.8亩，要求每人拿出0.5亩的土地种植苹果，以此标准收税。苹果下地后四五年方能结果，而一到苹果成熟之际，价格急剧下跌，农民血本无归，对乡村干部满是怨气、只得将苹果树砍来当柴烧。而税收则分文不减，按亩征收。少数农户知种苹果无望，一开始就没有种苹果，但仍然要依据划定到各农户的种植亩数纳税，农民称为“不种苹果”的钱。
以赌博罚款为例，村民逢年过节，喜欢约几人打点小麻将，输赢均在几毛钱。而乡政府以集资赌博为由将打麻将的几人拘留并罚款数万元，村民因此十分憎恨乡政府官员。村民讲，“逢年过节打麻将是长久以来的习俗，输赢并不影响正常生活，且是增进邻里感情的一种方法。那一次抓赌博，被他们搞去几万元！”
面对政权脱离社会的趋势，中国历史上曾经用“政治运动”来解决，而西方用“民主制”来解决。
2.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问题：不堪重负的农民负担问题
在数百农户的走访中，发现最多的是农民对农负的抱怨，几乎每个村落都存在这样的抱怨。农民负担，以钱和粮的形式无偿上缴国家，农民将上缴粮称为“皇粮”，皇粮按照人均耕地和人均亩产按一定比例上缴，每到秋收季节，农民均需将打好晒干的小麦一麻袋一麻袋过称上缴。交钱的形式多样，诸如上文提到的“不种苹果钱”、修沟修路摊派到各农户的资金等等，农民将交出去的钱都称之为农负，然而并非所有上缴的钱粮都是地方财政收入，农民只是习惯性这样称呼。国务院规定，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农民年纯收入的5%，而纯收入的计算方式可以“掺水”，所以几乎所有走访村落的农负都高于农民实际纯收入的5%，而自觉负担过重的农民，并不知道每年规定上缴的钱粮的数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地方政府也不予公示。
在与几位县乡官员推心置腹的座谈中曹先生了解到这一实情，在每年上报的年收入等统计数据中，本年度数据均需在上一年度数据基础上增加一定的百分比，问为何增加，答这样才能显示政绩啊，若新官上任干了一年，县里没有增产增收，岂能说得过去。收入“增加”后，就可以“表面上”依照5%的比例向农民征税，这样即可增加财政收入。（笔者注：2017年1月20日曝光的辽宁省2011-2014经济数据造假与此如出一辙）
征收上来的钱粮，按照如下流程进入地方财政：省市县乡四级地方政权中，村委不是某一级政权，只协助征收，但可以留下“村提留”，作为村委成员一年的工资、报刊费用、接待费用等；大部分上缴乡政府，乡政府留下“乡统筹”，作为工资、报刊费、接待费、乡内财政开支；剩余部分上缴县政府，县到省的步骤不详。
县乡财政支出年年拮据，除不得不花的报刊订阅费、上级检查团招待费用、县乡政府公车使用保养等外，尽数用在义务教育和公务员工资上，而各中小学教师工资不由地方政府定价、且不能拖欠，其结果是县乡委和县乡政府的公务员工资一降再降且不得不拖欠数月。面对这一情况，地方政府要办任何事、出任何政绩，必须向农民集资摊派，导致农负居高不下。
而在县乡两级地方政府之间，还存在另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条块关系”。所谓“条”，是指下级政府的某些部门由上级政府部门抽走，归上级管理；所谓“块”，是指部分部门由本级地方政府管理。当时的河南农村，乡政府的计划生育部门、水电部门等“油水丰厚”的部门均被县政府抽走，由县政府派人管理、财政收入归县政府；而其它不能带来财政收入的乡部门仍归乡政府管理、办公人员工资由乡政府支付。其结果是乡政府几乎不能被称之为“政府”，它变成了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几乎没有任何权力、不能制定任何政策，只能执行县政府下达的各项指令。这使得乡一级官员处境十分尴尬，种苹果、种烟草、办乡村集体企业等行政指令，均需由乡村工作人员执行。省市县的官是管官之官，而乡村之官是管民之官，由农民上访上告均是到中央或省市县政府告乡村官员，可见农民对上级政权还是信任的，而最为紧张的就是农民与乡村两级政府的关系。一乡委书记曾对曹先生说：“我们乡一级官员，权轻责重。上级手提乌纱帽，下达命令，我们觉得不妥、农民承受不了，他们就说我们保守，到村里征钱征粮，搞得农民上访上告，轻则被训、重则落马，我们里外不是人。”
面对这一令人震惊的问题，我在想自我记事以来未曾出现过征钱征粮的事，于是去问了爸爸。从爸爸的口中我知道了一些新词，比如“粮管所”和“水库工”，那时爸爸开着一辆小拖拉机，每年秋收时节，都要拉着一车“谷子”到粮管所上缴，我们村的村民将其称之为“公粮”。问有没有哪家交不起公粮，答当然有。问会不会贷款或借钱买粮上缴，答那时候农民几乎贷不了款，也没人借得起钱，但可以打欠条，来年再缴。我们村的农田多为处于坝区，地势平坦，灌溉方面，水稻产量普遍不低，没有出现河南农村贷款缴皇粮的情况。那时候还有义务工，每户每人每年出工两天修水库修沟，我爷爷一辈和我父亲一辈均参加过此类集体劳动。
在21世纪的头几年，全国陆续取消了农业税，农民负担减为零，国家的这一政策着实是民心所向，爸爸说“这两年真的政策好了，种地还有补贴，每户可按亩数领取一定的农药化肥”。我不知道取消农业税后内地农业大县的财政收入如何解决，或许是由中央财政从沿海税收中统一拨款，实现全国范围的以工补农、以沿海补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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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此书，感触最深的还有两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理论与现实的关系。
三、 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
初读《黄河边的中国》，吸引我的是书中所描绘的那个农村。时至今日，曹先生笔下那个黄河边的中国，在生我养我的农村依然能找到些许缩影。晚饭后聚集着全村老人的村头小卖部，何尝不是我家村头那个小卖部，爷爷辈的老人们时常聚在那里，抽烟聊天，说说毛泽东，讲讲马克思。那个把主要收入用于供子女读书、建造住房的农村，何尝不是生我养我的商家村。在一个个深夜，我合上kindle，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常常起身走到宿舍窗前，望着并不明亮的月光和昏暗的路灯陷入沉思。
细读之下，令我倍生敬意的是曹先生所表现出来的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这种严肃与敏感的问题，绝不可能向地方官员询问，就算问了也不可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答案，不是搪塞过去，就是告之以预先设计好的内容。而面对接触地方党政官员的党校老师，或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得到一些答案。
正是这份社会关切，让我不止跟一个朋友说起曹先生。以曹先生为代表的老派知识分子的存在，是我等年轻一辈的学生迈入学术圈的强大引力和推力。曹先生从1988年10月开始，历时四年附浙江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了《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纵使中国的学术圈乱象丛生，但这里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群不求名不求利、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一意做研究的学者，这是中国之幸、民族之幸。
四、 社会科学的最高任务
当今的知识体系大体可分为三类：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就是传统的文史哲、以及与此相关的艺术类学科。社科是社会科学的统称，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等。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二者合称人文社科）研究人类社会。社会科学试图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而人文学科则不是科学，没有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三大类学科与知识，没有绝对的分界线。
学习社会科学的我读之相见恨晚。欧洲和美国由于首先进入资本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而在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方面成果显著，西方理论对我来说，着实有着谜一般的魅力。当我读到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斯迈斯的受众商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深深地认为它们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凝练的句式、精辟的论述、深刻的见解，让我如痴如醉。用“译语”来审视中国社会，便不自觉地浮现出“中国应该如何”的种种想法。被曹先生一语中的，我这是过于“从外向内看”。而从内向外看、从下向上看，则是回答“中国是如何的”，这便是我、甚至于中国大多数人所欠缺的认识视点。社会调查之主观目的，便在于扫除盲点。值得庆幸的是，自从清华大学新传学院开始实行以调查报告申请学位以来，已经有本科生开始走入乡村，进行社会调查。李强的《乡村八记》、肖亚洲的《厚土》，就是其例。
曹先生此书，厘清了长久以来困扰我的“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产生于现代化实践之后，而拿到中国，则是理论产生于实践之前，是理论决定实践。用西方观点看中国社会，注定出现认知盲区。
然而，三农问题、以及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可能通过一本书或者几本书看清。“读懂中国”从根本上就是一个病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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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头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