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人权协议在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treaty and institution)里面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协议，国家是自己行动的监督人和受惩罚方，而得利者是国民。最近写了篇文章阐述了一下人权协议实际上是从“现实主义（realism）”的角度进行签约的，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文中的马来西亚和越南。而把经济协议或者复杂协议如TPP与人权协议绑定在一起是最常见的做法，再或者就是国家刚刚完成民主化转型希望通过人权协议加强新政府，比如南非，突尼斯等国。
Gammage, Clair.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Free Trade? The Case of the SADC Group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uropean Law Journal, 2014, 779-92.
Heyns, C. H. (Christof H.), and Frans Viljoen.
“The Impac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Treaties on the Domestic
Level.” Human Rights
Quarterly: 483-535.
Spence, Douglas Hamilton. “Foreign Aid and
Human Rights Treaty Ratification: Moving beyond the Rewards Thesi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2014, 414-32.
有关贸易自由化和工会的文章可以被纳入很大一支关于贸易自由化与工资分配和收入不平等的文献。这里无法详细介绍。传统基于要素禀赋的HOS贸易理论预测贸易自由化会导致某项要素富余的国家该要素密集产业相对发展。Stolper–Samuelson定理认为该项富余要素的报酬将增加。这意味着，如果一国的低技能劳动力较多，贸易自由化会降低工资不平等，高技能劳动力较多则反之。但是经验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后不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工资不平等都在增加，而且似乎工资不平等来源于技能水平相似的劳动力组别。有些经济学家试图利用Krugman(1980)，特别是Melitz（2003）创立的强调垄断竞争环境、产业内贸易和企业效率异质性的贸易理论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比如说Helpman et al.(2011)在Melitz(2003)环境内引入劳动力搜寻和匹配过程，证明了无论是对称国家还是非对称国家间的贸易，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厂商工资是厂商生产率的幂函数。这就在一个异质性企业框架内导出了工资不平等的增加。同时由于贸易自由化导致产能向更有效的厂商转移，失业率也增加了。但由于出口行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增加，国家总体从贸易自由化中还是得利的。一国减少劳动力市场摩擦（通过降低匹配和搜寻成本）会提高本国从贸易中获利但降低对方福利。在中国，受到较多关注的是贸易自由化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例如较近的余淼杰和梁中华（2014）发现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确对劳动收入份额有负面影响。
工会的工资谈判过程可以被模型化为“有效讨价还价”(efficient bargaining)过程或“管理权利”(right to manage)过程。在前一过程中，工会与厂商同时谈判确定工资和雇佣人数；后一过程中工会只谈判工资水平，厂商单方面决定雇佣人数。一般认为前一过程能较好地实现或接近有效就业水平。工会的谈判层次，包括全行业集体谈判、企业层面谈判、企业内不同分厂层面谈判，都会导致贸易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同影响。
Pinto and Michaelis(2012）利用Melitz(2003)框架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异质技能劳工的影响。作者使用RTM模型刻画工会谈判。他们发现贸易自由化会导致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工资增长，就业也增长；低技能劳动力和低生产率厂商都被贸易自由化扫地出门，一些低技能劳动力陷入永久失业。Braun(2011) 使用Melitz(2003)的框架研究不同集体谈判对于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发现：行业层面的集体谈判会迫使生产率最低的厂商退出，从而增加平均生产率；厂商层面的集体谈判会使得生产率较低的厂商继续留在市场，导致全行业较低的平均生产率。相对于厂商层面的谈判，行业层面的谈判也会导致更高的平均产出和利润水平，产品价格较低，但是产品多样性会减少。
Montagna and Nocco(2013) 研究了企业层面集体谈判和分厂层面(profit-center level，指的是同一家企业的不同工厂)集体谈判下贸易自由化对于厂商内/厂商间工资分布的不同影响。作者旨在解释一个stylized facts: 在OECD国家中，集体谈判层次的降低伴随着工资不平等的增加。在作者的设定中，企业层面谈判下，工会与企业谈判设定的工资同时适用于生产出口产品和本地市场产品的分厂；分厂层面谈判下，工会对面向市场不同的分厂谈判不同的工资水平。工会会在厂商市场势力更强大的分厂要求更高的工资。由于出口市场竞争较激烈，出口分厂的工资会较低。给定谈判能力，厂商生产率越高，工会获租(rent extraction)越高，这样会减弱本地市场的竞争，增加产品多样性；但同时也会增加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导致一国国内厂商面临工会势力较强的国外出口厂商的更强竞争；作者论证了出口贸易自由化（即降低出口厂商的生产率门槛）会降低企业内工资不平等，进口贸易自由化会增加企业内工资不平等。Montagna and Nocco(2015)进一步发现，如果考虑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会导致本地市场需求扩大，工会势力增强会减弱本地市场的竞争，在本地市场保留更多的小企业，在降低行业平均生产率的同时增加产品多样性。
值得一提的是Ahsan and Mitra(2014)通过efficient bargaining模型考察在有工会谈判的情形下，贸易自由化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他们利用印度企业层级数据发现贸易自由化增进了小型、劳动密集型厂商的劳动收入份额，但降低了大型、资本密集型厂商的劳动收入份额。贸易自由化对于工人的谈判能力和厂商的价格加成(price-cost markups)都有负面影响，因此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如要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保持劳动收入份额，在没有工会的国家通过工会增加全体工人的谈判能力是有效途径。
第二支文献也很多，只举两个例子。有的文献（如Baldwin(2003)）没有发现贸易自由化对美国工会衰退的大影响，而Ahsan et al.(2014)基于印度数据做了研究。他们通过引入工会成立成本来内生化工会化过程，用有效讨价还价模型刻画工会的谈判行为。他们又使用印度数据，发现贸易自由化之后，关税大减的净进口行业经历了工会的衰退和工会工资的增长，但非工会工人的工资损失超过工会工人的工资增长。理论模型给出的解释是，进口自由化导致的竞争加剧降低了工会所能争夺的租金，增加了失业，但同时也增加了就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作者还发现贸易自由化的确导致高技能劳动力中工会的衰退，在净进口行业中，低技能劳动力也经历了工会衰退。
第三支文献较少，但是对于全面考察工会的作用非常重要。经济学传统上总把工会看作是增加劳动力市场摩擦的机制。但如果考虑到政治权力分配和政治游说，工会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没有工会的国度不一定是自由市场的天堂，更可能出现反工会势力和垄断资本家单方面决定政策，扭曲市场，压迫工人，从管制中谋取私利的情形。Pinto and Michaelis(2014)考虑了工会的政治权力。传统上工会一般被认为是反自由贸易的力量，但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分配这是未定的。由于工会分了资本家的垄断租，相比于单纯资本家决定政策的情形，某些情形下工会影响政治有可能促进贸易自由化。他们证明，给定某些参数，工会有可能有激励游说政府促进贸易自由化，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贸易成本仍然不太低，工资的增长会伴随着就业的增长。
Ahsan, Reshad N., Arghya Ghosh, and Devashish Mitr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unionization: Evidence from India”, 2014.
Ahsan, Reshad N., and Devashish Mitra,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labor’s slice of
the pie: Evidence from Indian fir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8(2014):1-16.
Baldwin, R.E., “The decline of US labor unions and the role of trade,”.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Braun, Sebastian， “Unionisation structures, productiv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New insights from a heterogeneous firm model.”, Labor Economics, 18(2011), 120-129.
Helpman, Elhanan., Oleg Itskhoki and Stephen Redding, “Trade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2011.
Krugman, Paul.,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5, 950-959, 1980.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 6, 1695–725, 2003.
Montagna, Catia. and Antonella Nocco, “Unionisation,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selec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6 (1), 23–45, 2013.
Montagna, Catia. and Antonella Nocco, “(De)Unioniza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selection”, Metroeconomica, 66(1), 91-122, 2015
Pinto, Marco., Jochen Michaeli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unemployment – the worker-selection effect”, 2012.
Pinto, Marco., Jochen Michaelis,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trade unions in an open
economy: Layard meets Melitz”,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11:201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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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人权协议在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treaty and institution)里面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协议，国家是自己行动的监督人和受惩罚方，而得利者是国民。最近写了篇文章阐述了一下人权协议实际上是从“现实主义（realism）”的角度进行签约的，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文中的马来西亚和越南。而把经济协议或者复杂协议如TPP与人权协议绑定在一起是最常见的做法，再或者就是国家刚刚完成民主化转型希望通过人权协议加强新政府，比如南非，突尼斯等国。
首先，把人权和经济条约绑在一起和对一个国家民主化的推动其实关系没那么大，middle east和非洲之前的例子已经有很多，此次TPP只是把worker’s right这个标准提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TPP现在还没有搞出一套监视（monitor）的标准出来，而监视在一个条约的实际操作中可以说占极大的比重的。所以签不签是一回事，实施不实施是另一回事，不实施以后的惩罚机制又是另一回事。
其次，为什么要在TPP协议里面加工人人权的条约。其实过往的各种研究也表明了，把经济作为激励机制来激励国家提高人权是一种比较失败的办法，详情参见非洲，世界银行。但是如果工人的人权提高，外国企业而言对于这个国家的投资更有信心。这个在我看来是比经济激励更为实际的考量，如果说一个国家真的遵守人权条约，也应该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考虑。
参考资料：
Gammage, Clair.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Free Trade? The Case of the SADC Group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uropean Law Journal, 2014, 779-92.
Heyns, C. H. (Christof H.), and Frans Viljoen.
“The Impac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Treaties on the Domestic
Level.” Human Rights
Quarterly: 483-535.
Spence, Douglas Hamilton. “Foreign Aid and
Human Rights Treaty Ratification: Moving beyond the Rewards Thesi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2014, 414-32.
体现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
这条规定的初衷，很显然是用来保护发达国家工人利益的，而为了保护发达国家工人，就必须保护发展中国家工人。
共同市场内出现越南这样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大国，要么用廉价产品去砸发达国家同行饭碗，或者吸引发达国家资本家向该国投资，使国内产业空心化，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使发达国家工人的议价能力大大降低。本来劳动力就廉价，如果再加上低人权低法制优势，那么发达国家工人还混不混了？
所以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保护人家的利益。这就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至于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例如老挝什么影响，要看是什么阶级了，对老挝工人阶级自然也是有利的，越南工人拿到更高的工资，对老挝相关产业冲击也不会那么大，也不会去倒逼老挝资产阶级去游说老挝工人阶级的政治参谋部和有组织的先锋队去压低老挝工人收入，去降低老挝社保费率。
好事啊。
也许自1975年以后美国再难信任和越共签的任何协议，TPP将越南的出口自由化与独立工会捆绑，特别是将越南允许独立工会与美国对越南开放市场挂钩。我不怀疑越共假造“独立”的意愿和技术，但TPP毕竟赋予越南工人全新的权利，同时给予经济学家一大机会来观测贸易自由化、工会化以及劳动力市场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有关贸易自由化和工会的文章可以被纳入很大一支关于贸易自由化与工资分配和收入不平等的文献。这里无法详细介绍。传统基于要素禀赋的HOS贸易理论预测贸易自由化会导致某项要素富余的国家该要素密集产业相对发展。Stolper–Samuelson定理认为该项富余要素的报酬将增加。这意味着，如果一国的低技能劳动力较多，贸易自由化会降低工资不平等，高技能劳动力较多则反之。但是经验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后不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工资不平等都在增加，而且似乎工资不平等来源于技能水平相似的劳动力组别。有些经济学家试图利用Krugman(1980)，特别是Melitz（2003）创立的强调垄断竞争环境、产业内贸易和企业效率异质性的贸易理论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比如说Helpman et al.(2011)在Melitz(2003)环境内引入劳动力搜寻和匹配过程，证明了无论是对称国家还是非对称国家间的贸易，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厂商工资是厂商生产率的幂函数。这就在一个异质性企业框架内导出了工资不平等的增加。同时由于贸易自由化导致产能向更有效的厂商转移，失业率也增加了。但由于出口行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增加，国家总体从贸易自由化中还是得利的。一国减少劳动力市场摩擦（通过降低匹配和搜寻成本）会提高本国从贸易中获利但降低对方福利。在中国，受到较多关注的是贸易自由化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例如较近的余淼杰和梁中华（2014）发现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确对劳动收入份额有负面影响。
对于贸易自由化和工会的种种研究，一般研究主题集中为三类：
1）存在工会时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将工会本身视为给定，在工会谈判框架内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质上是在一般化的贸易自由化和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加入工会谈判。
2）贸易自由化对工会本身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是会导致工会化(unionization)还是去工会化(deunionization)？不同的行业有什么区别？
3）工会和政治权力及其对贸易自由化的态度
所有这些文献，如果年代较近，基本上都是基于Melitz(2003)的基本框架。首先来看第一支文献。
工会的工资谈判过程可以被模型化为“有效讨价还价”(efficient bargaining)过程或“管理权利”(right to manage)过程。在前一过程中，工会与厂商同时谈判确定工资和雇佣人数；后一过程中工会只谈判工资水平，厂商单方面决定雇佣人数。一般认为前一过程能较好地实现或接近有效就业水平。工会的谈判层次，包括全行业集体谈判、企业层面谈判、企业内不同分厂层面谈判，都会导致贸易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同影响。
Pinto and Michaelis(2012）利用Melitz(2003)框架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异质技能劳工的影响。作者使用RTM模型刻画工会谈判。他们发现贸易自由化会导致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工资增长，就业也增长；低技能劳动力和低生产率厂商都被贸易自由化扫地出门，一些低技能劳动力陷入永久失业。Braun(2011) 使用Melitz(2003)的框架研究不同集体谈判对于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发现：行业层面的集体谈判会迫使生产率最低的厂商退出，从而增加平均生产率；厂商层面的集体谈判会使得生产率较低的厂商继续留在市场，导致全行业较低的平均生产率。相对于厂商层面的谈判，行业层面的谈判也会导致更高的平均产出和利润水平，产品价格较低，但是产品多样性会减少。
Montagna and Nocco(2013) 研究了企业层面集体谈判和分厂层面(profit-center level，指的是同一家企业的不同工厂)集体谈判下贸易自由化对于厂商内/厂商间工资分布的不同影响。作者旨在解释一个stylized facts: 在OECD国家中，集体谈判层次的降低伴随着工资不平等的增加。在作者的设定中，企业层面谈判下，工会与企业谈判设定的工资同时适用于生产出口产品和本地市场产品的分厂；分厂层面谈判下，工会对面向市场不同的分厂谈判不同的工资水平。工会会在厂商市场势力更强大的分厂要求更高的工资。由于出口市场竞争较激烈，出口分厂的工资会较低。给定谈判能力，厂商生产率越高，工会获租(rent extraction)越高，这样会减弱本地市场的竞争，增加产品多样性；但同时也会增加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导致一国国内厂商面临工会势力较强的国外出口厂商的更强竞争；作者论证了出口贸易自由化（即降低出口厂商的生产率门槛）会降低企业内工资不平等，进口贸易自由化会增加企业内工资不平等。Montagna and Nocco(2015)进一步发现，如果考虑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会导致本地市场需求扩大，工会势力增强会减弱本地市场的竞争，在本地市场保留更多的小企业，在降低行业平均生产率的同时增加产品多样性。
值得一提的是Ahsan and Mitra(2014)通过efficient bargaining模型考察在有工会谈判的情形下，贸易自由化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他们利用印度企业层级数据发现贸易自由化增进了小型、劳动密集型厂商的劳动收入份额，但降低了大型、资本密集型厂商的劳动收入份额。贸易自由化对于工人的谈判能力和厂商的价格加成(price-cost markups)都有负面影响，因此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如要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保持劳动收入份额，在没有工会的国家通过工会增加全体工人的谈判能力是有效途径。
第二支文献也很多，只举两个例子。有的文献（如Baldwin(2003)）没有发现贸易自由化对美国工会衰退的大影响，而Ahsan et al.(2014)基于印度数据做了研究。他们通过引入工会成立成本来内生化工会化过程，用有效讨价还价模型刻画工会的谈判行为。他们又使用印度数据，发现贸易自由化之后，关税大减的净进口行业经历了工会的衰退和工会工资的增长，但非工会工人的工资损失超过工会工人的工资增长。理论模型给出的解释是，进口自由化导致的竞争加剧降低了工会所能争夺的租金，增加了失业，但同时也增加了就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作者还发现贸易自由化的确导致高技能劳动力中工会的衰退，在净进口行业中，低技能劳动力也经历了工会衰退。
第三支文献较少，但是对于全面考察工会的作用非常重要。经济学传统上总把工会看作是增加劳动力市场摩擦的机制。但如果考虑到政治权力分配和政治游说，工会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没有工会的国度不一定是自由市场的天堂，更可能出现反工会势力和垄断资本家单方面决定政策，扭曲市场，压迫工人，从管制中谋取私利的情形。Pinto and Michaelis(2014)考虑了工会的政治权力。传统上工会一般被认为是反自由贸易的力量，但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分配这是未定的。由于工会分了资本家的垄断租，相比于单纯资本家决定政策的情形，某些情形下工会影响政治有可能促进贸易自由化。他们证明，给定某些参数，工会有可能有激励游说政府促进贸易自由化，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贸易成本仍然不太低，工资的增长会伴随着就业的增长。
上述文献对于越南的适用度如何呢？越南和美国经济体量和产业结构相差较大，许多后Melitz模型所假定的对称国家特性可能不适合描述越南和美国的贸易。越南具有丰富的劳动力禀赋，完全可以充分实现Stolper–Samuelson定理下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劳动回报增加。从现有文献总结，为了充分发挥工会保持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同时减少工会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摩擦、失业、工资不平等和效率损失，越南工会在集体谈判中应充分容纳全行业的工人（而非厂商内甚至分厂内单独谈判），在谈判中应采用工资和就业人数捆绑的efficient bargaining模式，内部决策应民主化，同时包容女性和少数民族工人。无论工会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如何，越南工人必须有不可剥夺的独立结社权利，也一定有勇气和智慧通过工会实现工人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Ahsan, Reshad N., Arghya Ghosh, and Devashish Mitr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unionization: Evidence from India”, 2014.
Ahsan, Reshad N., and Devashish Mitra,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labor’s slice of
the pie: Evidence from Indian fir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8(2014):1-16.
Baldwin, R.E., “The decline of US labor unions and the role of trade,”.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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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man, Elhanan., Oleg Itskhoki and Stephen Redding, “Trade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2011.
Krugman, Paul.,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5, 950-959, 1980.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 6, 1695–725, 2003.
Montagna, Catia. and Antonella Nocco, “Unionisation,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selec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6 (1), 23–45, 2013.
Montagna, Catia. and Antonella Nocco, “(De)Unioniza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selection”, Metroeconomica, 66(1), 91-122, 2015
Pinto, Marco., Jochen Michaeli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unemployment – the worker-selection effect”, 2012.
Pinto, Marco., Jochen Michaelis,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trade unions in an open
economy: Layard meets Melitz”,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11:2014, 1-10.
余淼杰，梁中华，“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管理世界》，2014.7, 22-31.
资产阶级通过条约野蛮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强迫布尔什维克给予被他们解放几十年的人民罢工权。真是太讽刺了！
挺好的，我们可以参考下越南实施独立工会制度和对生产效率、竞争能力、工人福利的综合影响，然后再决定我们是否复制。这是有人在前面踩雷啊，要鼓励啊……..
某个自称是社会主义，代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国家居然会如此惧怕工会，药丸啊。
其实看似比较公平。但细想，全局上看这对越南人未必是好事，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培养要时间，成本，社会氛围，个人动力。如果罢工能争取利益，个人学习知识和缵经验的必要性和动力就没那么大了。没有高素质劳动者，整个产业链长期会被锁死在低端。这对越南人来说，其实无非是你拿短期换长期，还是长期换短期的选择题。
搞笑么
独立工会是什么东西
欧美那种罢工游行专业组织机构吗
脱离了政党领导的工会不过是一群渣滓，越共要完啊
妥协国内的保护主义， 试图通过提高对手方的成本来平息国内劳工的不满。
从经验上看， 没有0用。
更根本上，向对手国提集体谈判， 却不同步附反垄断法， 最后自贸协定就成了垄断保护/ 反自贸协定
重演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