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赵民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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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民：你以前是做投资银行的，会有一些判断人的标准。从我们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从年轻人的发展来看，一般你看好哪些素质？

李山：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首先人品是第一条的，“德”绝对是第一条的。其实国内讲“德才兼备”，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当然这个“德”要看怎么定义了，因时代不同而不同，但是基本的一个是诚信，特别是市场经济下，很多东西基于合同、基于诚信，这个东西是很关键的。所以你生活中的一些小做法，可以让你在公司好好做事情。

赵民：就是商业道德。

李山：对，你说的很对。但也不完全是商业道德，稍微宽泛一点讲是职业道德。然后才是跟行业有关系。“才”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是你受的教育，面试的时候，可能有的人说李嘉诚也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成功了，但是我这里招的是职业人才不是招创业家的，所以我还是很看重你的教育背景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中西合璧的背景，因为这个是跟行业有关系的。因为金融这个行业，现代金融还是向西方学来的东西，它包括很多基本的游戏规则、基本的一些说法，都是从西方英文翻过来的。所以我是希望他有比较好的英文，至少对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经济金融有所了解。但是光是这个东西是不够的，毕竟我们是在中国做市场，我认为人才是要跟我们公司的目标是要相关的。

赵民：一部电视剧叫《乔家大院》，当时他做生意的三句话，义信利。就是仁义是第一位，第二个就是诚信、信用，第三个才是利益。是不是说百年来这种标准，在现在市场当中也没有变化？

李山：这个义要看怎么定义了，义如果从道德角度上讲的话，在市场经济的地方是不可靠的。因为现实市场的话要给予活动，给予商业活动，当然这个活动要有相关的法制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完全靠“义”这种东西，我觉得不是说人世间没有义的，但是这个东西很难复制。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可能是有义的，然后第三个人可能就不一定，然后有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全都靠“义”组织起来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的。就是我们肯定会多去进行“义”方面的教育，我希望每个人都讲“义”，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商业社会不能够基于这个东西。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能基于利，你要想做一番事业是需要有理想的。

赵民：如果从读小学、中学、高中到出国留学和你现在做的中银国际，以及现在的投资业务来看的话。什么样的经历或者什么样的事情，对你现在无论是做中银国际还是做投资都是特别有用的？

李山：我还是觉得知识就是力量，我觉得读书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到中银国际，到国企里面当一把手，而且这里面很复杂。这个我没有干过，但是最后干的还行，那为什么？我认为是从理论上对国企的一些本质的问题，特别是在业务中对金融的问题是有理解的。这个理解更多是间接经验不是直接经验，这个间接经验很大部分是书本上的经验。但是我发现在实际中，比如说公司的治理机制、公司的激励机制，这些东西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学来的，这个东西我发觉我去做改革的时候，也许比过年在国企里面工作的管理者——他们靠体会、经验——我可能看得比他更深刻，所以我做起来比他更果断、更大胆，结果见效更快。

赵民：也就是说经验的积累是缓慢的，不一定能够超过知识积累的东西？

李山：经验的积累不光是缓慢的，往往是片面的。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凭直觉把一件事情做的很好，你可能以为这个东西都是对的。下一个情况变了，你没有本质的理解也会做错。相反这些东西从理论、从根本上理解的话，你就可以举一反三。

赵民：所以这是知识就是力量，还有什么方面你觉得读大学或者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感受很深的？

李山：另外一个是做金融工作经历很重要，我毕竟在高盛等等做了很多，这个见识也是一种知识，但是这个不是书本上的东西，不是理论上的东西，是在实践的知识。这种见识就是跟我的专业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起码比我当时的同事见得多。

赵民：没有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李山：所以这个见识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为管理者是跟人打交道，不是说你明白就行，也不是说你能干就行，你要能带领一个团队去干，这种组织领导能力很重要。我有一点非常幸运，我在1984年成立清华经管学院时，当时朱镕基作第一任院长，我是第一任团委书记，当时我大概22岁，当时清华团组织书记都是老师，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生做的。我后来回想起来，我在回国以前没有在国内任何地方工作过，但是清华的环境是培养人非常好的一个环境。这里面很多有思想政治工作、很多交流、说服，现在管理很多问题都在那里锻炼了。

赵民：你会发现这个NGO实质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领导力的地方。

李山：而且不光是这个，因为共青团受到的教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很正统的。包括对我们整个工作的环境，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大政方针都会有比较好的理解。

赵民：这是1984年的时候？

李山：对。这种锻炼对我后来不光是回国干，我在高盛干也是一样的有用。我从麻省毕业以后一年半的时间，我做到了高盛一个部门的执行董事，这在美国人里面也没有这么快的。我觉得一个是我在麻省受的教育很好，当时我是麻省中国经济研究部的创始人，所以当时我对中国经济市场判断是最准的。这个主要是说麻省的培养好，清华的基本功也不错。但是另一方面，毕竟你是在一个大机构里面做事，要跟人打交道、跟客户打交道，我觉得当时我得到的训练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