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太容易感觉到刘家老二永行与老四永好风格的截然不同了,其实两人的商业路线与节奏在这些年来大有暗合之处,几年前几乎同时将投资触角伸向饲料主业之外,又在2005年不约而同地转身杀将回来。而你若试图让他们自己给出一个结论:这几年在饲料主业之外的扩张是走了一圈儿弯路,你会发现坐在你面前的是两个同样固执、绝不被他人意见左右的男人,自认为这一去一回皆在自己早先的盘算与掌控之中。
2000年,刘永好控股的A股上市公司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000876)经过三次股权收购,成为民生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日后事实证明,入股民生银行是新希望近年来最具亮色的投资手笔。与此同时,刚将东方希望总部从成都搬到上海来的刘永行,正在中国北方各地奔走,寻找他梦寐以求的第二主业的最佳投资地。此后四五年间,二人在赖以发家的饲料产业均放缓脚步,不图扩张,在饲料之外,刘永好在金融、地产、化工、乳业等多个领域有得有失,刘永行则在铝电产业里冷暖自知。
这几年来,这两位昔日的中国“饲料大王”很少再就饲料话题在公众面前发表高见。他们的名字,更多地和金融、地产、重型化联系在一起。
但几乎没有先兆,两兄弟在2005年竟齐齐折返头来,在饲料业里发起新一轮扩张,而且在这轮扩张中,两兄弟在1997年分家后约定的“划长江南北而治”(东方希望和新希望各自在中国北方、南方的饲料版图里扩张)的界线被打破,两人不讳言,进一步突入对方“领地”已在计划之列。
“是谁先打破了这默契?”《中国企业家》问。
“我们一起。”二哥刘永行答道。
100家后的瓶颈
整个希望集团2000年在全国建成一百家饲料厂,曾是刘永行、刘永好1995年分道扬镳时约定的目标,那时他们仅各自拥有13家饲料厂。
“100这个数字是个粗略的估计。”刘永行解释。由于饲料属低利润产品不宜于远运,否则运输费用太高,当时他们估算,方圆150平方公里、即大概1千万人口范围内建一个工厂是合适的,故有了在全国建100家的目标。今天看来,刘永行承认,这个数字其实不是很准。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饲料业,市场竞争尚未发育完全,市场上惟正大一家是最强大的对手。而和正大等外资企业比起来,希望具备了民营企业的典型优势:善于控制成本、运作灵活快速。据刘永行称,外企投资建一个厂要花一个亿,而希望旗下的饲料厂平均建厂成本仅两三千万。如此一来,刘永行和刘永好兵分两路,从1995年到2000年,把希望的饲料产业推向一轮高速发展期,其饲料版图从20多家工厂一路扩充至100多家。尤其是东方希望,到1998年,东方希望已拥有60多家饲料厂,销售额和盈利能力在分家时仅为新希望一半,经过几年发展,强弱对比反过来了。至2000年左右,东方希望饲料的年销量达到了300万吨,在北方片区的市场占有率为2%-3%。
虽然与正大相比,这个数字仍有相当差距——在同一个区域市场,正大的占有率将近10%。但是,手头现金充裕的刘永行却作出决定:不再在饲料业发起第二轮扩张。
原因为何?刘永行说,受分家时约定所限,东方希望不能越过长江向南扩张,而在自己的片区内,60多个工厂已建完。“单纯追求市场份额是错误的。”他说。相反,东方希望报表上出现的某些信号令他开始警惕。他记得,2000年是个分水岭。之前,东方希望的饲料厂和亏损基本上是绝缘的,即使偶尔有之,一番调理后即有起色,而一跨入2000年,受饲料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东方希望的利润率却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从原来的百分之十几跌到5%左右,几家亏损公司也冒出头来。“虽然每个工厂都很小,但是每个工厂都需要优秀的干部,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没有足够多的优秀人才,绝对不能建更多的工厂。”刘永行说,“经过前一轮扩张,人才、技术、管理均没有提升,每个工厂的销量也没有达到理想规模,这个时候如果再不顾一切地扩张、投资建厂,资金的回收期将会很长。”
自2000年起,刘永行决定暂缓投资建厂,在饲料行业的工作以巩固和提升已建60多家工厂的经营效率为主。“2010年整个希望年产饲料1千万吨,市场占有率达10%,这个目标没有变,在(饲料)这个领域里我们要为中国人拿块金牌还是比较容易的,”刘永行其时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自信地说,“我们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同时,我们还有能力,特别是有资金的能力去做一些新的投资。”
他面临着为闲置资金寻求增值的压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希望资金回收的黄金时期,有三四年的时间,东方希望基本上是当年建厂当年回收,一年能回收一至三亿现金。一旦停止建厂扩张的步伐,这些钱堆在账上对企业是财富,也是压力。2001年,刘永行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我们不能再往饲料领域投钱了,而海外投资也需要时间探索。我要去创造一个新的领域,这并不是我刻意多元化,而是资本在本能地寻求出路。”
这条当时被刘永行引以为秘的出路现在人们都知道了,那就是资金、技术门槛均较高的铝电一体化产业。这个产业实际上是从饲料业往上延伸至赖氨酸再往上延伸至发电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