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是二十多年前天津人对于百货商场的一种称呼。1980年代，天津的百货时代是以“三大商场”为中心的。这三家大型百货是劝业场、中原公司和百货大楼。在那个年代中，三大商场支撑着这个城市的百货零售业几乎全部的江山。对于1970年代的物质狂们来说，三大商场早已不是血拼的目标，可是无论如何忘不了的是劝业场里有着推拉铁门的古董电梯，华联中原总经理刘建章每天早晨在电台里的问候，百货大楼还有一处叫“中二层”的地方，经常卖处理品。

以劝业场、中原公司、百货大楼为主打的城市百货在1980年代支撑起一片天，让一个经济开始复苏的城市有了颜色，百货商场里摩肩接踵的人群说明了这个城市需要百货。

如果说“三大”的百货时代有一点点垄断的味道，那么进入了1990年代之后，百货的格局开始打破。随着天津商场和友谊商场的出现，天津的百货零售业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新商场的加入使这种变化演化成激烈的竞争，虽然在十年后，天津商场和友谊商场的命运迥异，但天津百货格局的变化确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五大”更多的是官方的说法。按照计划经济时期的管辖划分，百货零售业归属一商集团来管理，所以一商旗下的劝业场、中原公司（此时已经改名为中原华联）、百货大楼、天津商场和友谊商厦就成了天津百货业根红苗正的“五大巨头”。

事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其实，早就有人在觊觎百货这块肥美的城市蛋糕了。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在天津的国际商场就已经给市场发出了信号。天津国际商场，可以说是在1980年代里出现的，最让这个城市“惊艳”的百货商场。这家有着“外贸”背景的大型百货商业机构无疑成为那个年代百货业的一条“鲶鱼”，它不仅搅动了百货市场，而且带来了更多城市百货的第一：比如天津第一家引进国际品牌的商场、第一家开业收取门票的商场、第一家采用预售票的商场、第一家将商场外延设计与周围建筑协调的商场等等，这些都让老“五大”们不敢掉以轻心。

市场的开放也让百货有了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机构都想加入到百货这个行业。国际商场在这个城市的成功，也给了试足者更多的信心。从1990年开始，非一商系统的大型百货零售商业开始出现在这个城市，其代表的商场是隶属和平区建委的滨江商厦和隶属南开区的东方商厦。

不能不说的是，从1990年开始，天津的的百货商业很快就走过了“五大”的阶段，大型百货零售商厦一家紧接着一家出现，“无数大”的局面渐渐形成，从百货行业真正地市场化开始，弥漫在这个行业里的硝烟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实，就在五大商场独占百货市场的鳌头时，其竞争的压力就丝毫也没有少过。那是一个市场面临井喷的时代，人们压抑了太多年物质欲望逐渐喷发，加之1980年代末期的通货膨胀压力减轻，物价开始回调，市场又进入了新的一轮发展期，在零售业，百货的市场永远是风向标。

相比“五大”规模要小一些的百货零售业也渐成气候，南开服装街龙凤市场永远是熙来人往，龙门大厦将商业定位为百货，滨江道成为天津第一条步行街，大胡同商业氛围刚刚形成，紧接着永基商城、亚细亚百货扩大了南开商圈，小白楼商业街越来越火……，一切的迹象都在表明，百货行业遍地是金，天津的百货零售也将要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城市的百货业态，从1980年代的辉煌初现，到1990年代群雄逐鹿，再到新世纪最初那几年的步伐紊乱。这个城市的百货零售业，让一些老商业们也开始“吃不准”，到底是百货太多，还是消费者太少？不过，就在百货行业纷纷扰扰的前进脚步中，有两家商场成为这场世纪之交百货混战的特例。

这两家百货商场是友谊商厦和伊势丹百货。先说伊势丹，这家在上个世纪初开业的一家日本百货商场自从亮相那一天开始就有些另类。在同行的眼中，国资的百货行业并没有太看好这这家日本百货企业，他们的理由是本土的消费者的购买重点还局限在国内名优产品上，对于进口产品和国外品牌的认知度和购买力还有一定的差异。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当1994年的伊势丹出现在天津的时候，就有媒体将该商场定位为天津最贵的百货商场。令业内人士没有想到的是，贵，不是消费者目光拒绝的理由。这个道理在那个年代出现的“耐克之争”就已经完全说明了。

“耐克之争”是指在1990年代初，耐克运动鞋第一次进入内地市场。在鞋业普遍定价在几十元的当时，一双运动鞋卖到了100元以上，引起了市场的一片争论。国人也正是从“耐克”的品牌价格上，意识到品牌和价格的关系。当伊势丹出线在天津百货市场的时候，进口的高端商品和市场从未有过的价格，在百货这个行业中让人出了一身冷汗。其时，北京的燕莎、赛特也刚刚出现，“高端百货”的定义第一次进入这个让人认为遍地黄金的行业。

后来的学者在评价1994年伊势丹竞争天津百货市场的举动认为：以高端拉动消费视线，以丰富销售渠道为目标，以灵活经营为主要手段是伊势丹成功登陆天津的重要原因。和当年开业的国际商场一样，伊势丹一亮相就给天津的百货行业带来很多的不同，伊势丹所在的吉利大厦也因一家商场的存在而成为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