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常客李东生，最近又出现在题为TCL的远征的对话节目上，听李东生反思TCL文化变革的问题，然而，听到最后，我都没看到远征的曙光。回想起数年前李郎同样做客对话时的意气风发，对比今日疲惫的神情、消沉的眼神和恍然的心情，令人心疼，也令人不由地想起大儒梁漱溟先生的警告：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

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梁漱溟

所有的成功之后都会步入失败，TCL也不会例外，但是，这仅仅是渺小，并不是悲惨。

我们的悲惨在于并不能真正逃脱失败的阴影，光明地进入下一个未来，哪怕是一场婚姻或恋爱。让英雄们黯然退出历史的并非是历史本身，而是自己为自己挖下的陷阱――将自己内在的问题转化并理所当然的外化，这才是人类真正的悲惨。

TCL进军国际化以及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只是一个企业所需要付出的，也是整个中国经济和产业谋求全球化链条过程中所必须交出去的学费。这个过程不可避免，不是李东生即是张东生，迄今为止，也不是只有李东生一人在品尝这样的滋味。相信躲在羊城经营小商店的乐百氏前总裁何伯权至今仍在百感交集，李焜耀也一样发出了失败者的喟叹，即使声名显赫如联想教父的柳传志同志也依然夜不成寐。尽管这个学费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是：对于TCL而言，这样的代价并不是天赋东生的。

TCL不是不可避免这一厄运的，但是李东生和TCL又为什么没有避开？

《鹰的重生》试图在破解这一问题。

然而，更为准确地理解是：《鹰的重生》只是李东生先生试图破解这一问题的起点，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的符号意义，是TCL需要不断进化下去的文化链条的新起点，她并不是破解问题的最终结论，不是终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起点在起步的时候就已经因为她的茫然而变成一场文化反思历程中的断点――《鹰的重生》的系列推出，越往后越接近于李东生个人的思想演绎，而这样的思想演绎，越往后越像是一场把自己置之度外、高高挂起的逃避――不可否认，其中仍然有李东生的自我担当，但是，这样的担当与《鹰的重生》的开篇里的“自我否定”已经完全不同。人一当对于自身的问题不能进行彻底的清算，就要开始理直气壮的转移――所以梁漱溟告诫说：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越不智和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和本领。

奋斗了，征服了，判断力来了，自以为是也跟着来了。－－王育琨

TCL今天的挫折，直接是原因是战略的失误，造成战略的失误直接原因是低估了国际并购的风险和陷阱（这其中波士顿需要负担至少一半的责任，至于洋咨询的侵略问题将另有文章论述），而“诸侯文化”是李东生认为是风险失控的关键原因，再进一步挖掘，没能认真坚持贯彻TCL的核心价值观是导致“诸侯文化”的根本所在。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李东生忽略了三个更为本质的问题：

一是TCL的核心价值观与“诸侯文化”。打开东生口口声声所说的TCL的核心价值观“诚心尽责、公平公正、知行合一、整体至上”，这四条核心价值观与“诸侯文化”的形成并无本质的直接关联，换句话也就是说：即使东生先生认真贯彻了TCL的核心价值观，也不能排除“诸侯文化”的形成――所谓“头疼医脚”大概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二是李东生与TCL“诸侯文化”的形成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准确的说，是密切相关的关系，也正是因为东生先生在把握管理“度”的失衡直接造成了TCL的“诸侯文化”。至于东生先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失误，《鹰的重生》以及此后的系列未曾涉及，也许这是因为东生到现在都未反省而造成的；

三是“诸侯文化”与TCL的战略失误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必然的关系。答案是否定的，曾经的“诸侯文化”也帮助TCL南征北战战果辉而煌，同样的“诸侯文化”也不是没有帮助韦尔奇霸占天下。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诸侯文化就成了TCL战略失误的替罪羊？

其实更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尽管国际并购这样的事情好像并非是东生自己亲自操刀的，而更多的是“诸侯行为”。但是，问题是：“诸侯们”如此大胆行为是得益于何处得益于何方？回想两年李郎的意气风发，面对世界第一CEO的不懈，令人不得不刮目――自然当年的李郎有足够傲视全球CEO的资本，TCL从一个小破厂成为国际化的企业，这是李东生先生的功劳。如果用育琨先生的话来总结即是：奋斗了，征服了，判断力来了，自以为是也跟着来了。

正所谓上行下效，正是当年李王的“自以为是”，才有“诸侯”们的狂妄，也正是这样的狂妄，才使得当年的TCL开始轻浮地招摇世界――在这样的文化下，外部董事再多也是于事无补，在这样的文化下，不管是“诸侯”文化还是“集权”文化都不能有效避免TCL今天这样的战略挫败。李东生的诸侯们之所以不接受《鹰的重生》里的反省，症结也在于此。

如此看来，TCL是命中注定有此苦难的。这样的说法的确有宿命论的嫌疑，但是纵观全球企业，这样的案例实在比比皆是：安然、巨人、中航油（新加坡），今天的TCL，等等。狂妄是耀注定付出代价的，也正是这样的狂妄，才有了何伯权等人的今天说不出的苦衷。值得中国企业家注意的是：这样的教训没有必要再买了。

因狂妄因何而生，因胜利而生，如此看来，一个成功的企业的文化是难以避免地要走向狂妄的陷阱。这是全球企业文化的共同难题，也是核心难题。遗憾的是李东生在谈文化变革的时候，无论是2002年还是今天，均没有涉及到这个核心问题，依然还在高调重谈。那些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即使帮助TCL解决过历史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帮助TCL解决5年前的问题，也依然不能帮助TCL解决今天和将来的问题。

一个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庞然大物，如此恍然的倒下，又是中国的企业，不能不令人痛心。

心态革命才是李东生和TCL的现在的根源，而不是如他自己所言的坚持。－－刘孝全

这才是TCL真正的“喙”。

在《鹰的重生》中，在对话中间，李东生和主持人都提到了“喙”，但是，迄今看来，TCL和李东生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真正的“喙”。对于TCL和李东生而言，能帮助他们重生的“喙”只有一个――源自深深进入自我了解基础上自我否定。再次使用育琨先生的关于《企业家成长境界》中的五力模型而言，即是企业家清空归零的心态，即是企业家的自觉、自知。若没有这一点，渺小的孙宏斌依然还会呆在自我的监狱里过着悲惨的日子，如没有这一点索尼早就葬送在出井伸之的手里，同样，若没有这一点，TCL也同样会沉没在这漫长的征途之中。

这样的沉没，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已经用了10年的时间尝试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挫败直接导致了毛泽东的反思。究其根本，文革前的大跃进与TCL今天的挫败的原因如出一辙――源自领导人无往而不胜所带来的狂妄。但是，就在毛泽东召开征求党内外批评建议会的时候，向内的问题分析突然被转化到向外的扩张。从《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开始，毛泽东用自己的方式直接发动了全体员工开始“文化变革”。而真正的革命应该是来自包括领导人自己内在的全员的心态革命，并不是文化或者价值观的革命。一点偏误，导致缘木求鱼，陷中国于长达10年的沉没。

所以梁漱溟说：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因为无法深深的进入自己，对自己提出方法，所以悲惨。

今天的李东生和曾经的毛泽东一样，都在遭遇这一命运的厄劫。一个人的厄劫可能只是带来个人或家庭的苦难，而一个英雄的厄劫却常常是一个企业或一个民族苦难的开始，如此而言，若干年后，当有人在总结TCL历史的时候，将会发现，兵败国际化只是李东生渺小的开始，而TCL真正的苦难却是从李东生现在的外化反思开始。破解这样的厄运并不是如李东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坚持TCL的核心价值观，而是他本人和整个TCL的心态革命。

真心的希望，李东生和他的TCL能够逃此一劫，而我所说的在未来看来只是一段呓语而已。

本文刊发于《管理学家》2007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