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身边的世界，现代科学所掌握和了解的，不到万分之一；关于现代科学，我们每个人所能掌握和了解的，恐怕也不到万分之一。

1990年，美国管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PeterM.Senge）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践》一书出版，正式提出学习型组织理论。“学习型组织”的概念风靡全球，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圣吉将学习型组织划分为五个组成部分：1、系统思考。2、自我控制，自我超越。3、心智模式。4、共同愿景。5、团队学习。

人生需要学习才能成功，社会需要学习才能进步，企业组织作为人类个体的一种集合，作为人类社会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建立一种学习的文化、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对于企业长期的生存与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关于学习的文化，《论语》中的智慧显然远远不止于此：“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斯为下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仁，不让于师”，更是《论语》中阐述学习智慧的极致。

如果有人批评说，《论语》中关于学习与智慧的观点，固然精辟，却未免失之于琐碎与片断，因而还不能成之为系统化、科学化的方法论，这个观点我举双手赞成。

然而，对中国古典文化持批评、批判态度的人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古典文化深入浅出、博大精深，除了儒家思想之外，还有道、墨、法等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便是儒家思想一家，也不是除了《论语》之外，就别无内容。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中的这段话，除了揭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之外，显然也包含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方法论。毫无疑问地，“格物、致知”是讲述着学习的方法和规律，而“诚意、正心”在总结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时，何尝不是我们治学所必须谨持的一种态度。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礼记·中庸》中的这段文字，一方面警示我们做人要真诚—-真诚对待别人，至少是真诚对待自己，另一方面是否也在告诫我们，行事、治学更要本着至诚的态度，才能有所成功、有所建树。

传说中，汗衫、牛仔裤、啤酒、比萨饼是“硅谷传奇”故事里的标准布景配置，而早在1960年代中期，这些东西同样也是韦尔奇领导下GE塑料部门点缀办公环境的物品之一。在这种轻松愉快的环境气氛之下，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无拘无束地敞开心扉，让思想和创意自由自在地在空气中流动。在坦诚相待、真诚沟通的同时，一种学习型的文化自然而然地弥漫于其中。

1981年，初执牛耳的韦尔奇接受华尔街股市专栏分析家采访时，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自己思考已久的GE新愿景。除了将一种小公司所特有的灵活机动、积极进取的企业文化精神注入到GE这样的庞然大物中去，使GE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企业”之外，韦尔奇还指出，“我理想中的公司能够做到‘每一位员工都有机会去尝试所有的新鲜事物——即每一位员工都可以确信，除了他们自身的创造力和主动性以及个人价值标准的限制外，没有任何阻力能够妨碍他们前进多远和前进多快’”。（杰克·韦尔奇，《杰克·韦尔奇自传》）要让每一位员工充分发挥出主动性和创造力，除了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之外，建立一种学习型组织的企业文化显然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占地52英亩的克罗顿维尔（Crotonville）坐落在纽约州的奥思宁（Ossining），是GE的培训中心所在地。1950年代，GE当时的CEO拉尔夫·科迪纳（RalphCordiner）建立了这个培训和宣传基地，通过这里，科迪纳把他的分权管理思想灌输到GE的各个管理等级中，传播到GE的每个角落，创造了前杰克·韦尔奇时代GE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