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主义自组织力理论的中国对象与方法

——兼评中国的教育、三农和官员三大问题

钱 宏

作为秉承者（或曰“承者”）时，我们做人的骄傲只属于前辈和文化传统，只有作为富于自己本质的在出者（或曰“在者”）时，我们才能真正感到自己作为“万物之灵”’的自豪。因此，只有为了“来者”（后来者）去努力完成由“承者向在者的蜕变”，我们才无愧于天地万物，无愧于人，也无愧于类的历史（不是被历史书写，而是书写历史）。

——摘自《我们从何而来，关于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

背景主义哲学，以及基于这一哲学综合20世纪人类科学与人文研究成果提出的自组织力理论，首先是针对富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对象与方法。

对象：中国模式60年与30年历史沿革得失分析

当前中国的现实证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固然照搬不到中国来，“莫斯科共识”也似乎与中国国情相去尚远，我想说的是：不管外国人如何描述“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成就与价值，也不管那些林林总总的描述是出于赞赏，还是出于其他目的，但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发展道路，我这里也姑且笼统地称之为所谓的“北京共识”。

此共识的形成可分为既有内在承接，又有新发展的三个阶段“三种形态”：一、1950-1977年，以斗争为主线，党、政主导，军工、重工业优先，可称“苏联模式”；二、1978-1989年，以经济建设为主线，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市场主导应运而生，方式是由下而上逼上梁山，中央政府因势利导，使国家社会运行形回归常态，形成如承包、特区、双轨制、分税制、产权制、股份制、“党政分开”、“政事分开”等为标志的对象改革，以“放权”、“松绑”、“一块石头两只猫”、“宽厚，宽容，宽松”和“自组织均势思想”为基本导向的改革开放，激发出空前的社会活力，可称“中国经验”；三、1990-2007年，以市场经济为主线，党、政主导“抓大放小”、“国退民进”、“聚财”、“敛财”、“稳定压倒一切”，方式是由上而下号召发起，以GDP为奋斗目标，以“比较优势理论”（林毅夫）和“非民粹主义”（樊钢）为导向的基建型城市化和外贸型制造业为发展方式，可称“中国模式”。

“苏联模式”在中国实践的最高成就是“两弹一星”，普遍代价是城乡官民一道“勒紧裤带”、“斗争哲学”对世道人心的“全面侵蚀”和国家机构落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总病根”，最大补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联合国”席位，改变了世界力量均势的战略格局，也赢得了中国在世界舞台长袖善舞的国际空间。

而“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呢？可以这么说“中国经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提升和现实展开，就经受到重大历史性挫折而徘徊回旋，即被“中国模式”所取代。其总体效果是，在短短30年内完成了欧美国家花200年时间完成的工商文明硬件建设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同时，也在事实上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资源耗费和环境破坏，造成了对中国最大基数和底层群体（农民、传统工人、农民工和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的劳动盘剥和生存挤压，可谓竭泽而渔。以牺牲资源、环境、低层人民的劳动为代价的经济腾飞，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由于现行制度安排，在“法权逻辑”上为党和政府不受人大、政协、司法、舆论监督而“全能运作”留有最大限度的腾挪空间，也自然为进一步压缩社会空间和扩大“政府公权”，以及权力寻租等“公权私用”行为留有充分余地。如今这一历史形成的改革逻辑已经走到了极限，走到了一个非彻底变革不能稳定、不能永续的关口。人们不能不大声询问：中国的“改革共识”还存在吗？我想，改革共识依然存在且强劲，只是作为着眼于“比较优势”的“精英改革”已然缺乏内在动力，导致“改革共识”的模糊，致使新一轮改革开放陷入维谷。如何透视“北京共识”，破解传统的“精英政治”悖论，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永昌之路？当是摆在中国高层面前的真正难题。

因此，中国确实需要重新寻找普遍动力，形成路径共识。当前亟需在国家大战略上，客观评估90年代以来的“中国模式”从中汲取教训，回顾反思80年代的“中国经验”并恢复其内在活力，着眼于新世纪新时期中国政治生态的结构性、制度性、整体性改革，开辟“全生态社会建设”的和解共生之道，是重新获得社会改革共识和动力的基础。

我想，这就需要从三个基本问题入手加以解决。一是广义教育问题，二是“三农”问题，三是官员问题。

中国的教育问题，其核心是“人格问题”，以及中国需要怎样葆有国民的自组织能力（创造性）的问题；“人格问题”，邓小平在世时就发现了“中国最大的失败是教育的失败”。

中国的“三农”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以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与乡村生活的问题；“土地问题”，在60年前后曾经似乎得到了解决，但后来，却有了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人民公社的形式在30年前废除了，但“城乡二元发展”的格局却几乎以完全牺牲乡村生活与乡村败落为代价，以更加稳定的模式加以强化。

中国的官员问题，干脆说“官多为患”问题，其核心问题，由两个相关环节构成，一是“上层建筑”，一是“官阶官位”。从“官阶官位”的角度看，则除了古代搞过一此所谓的吏治和80年代稍稍讨论过一小会儿“官本位”问题，可以说，还没有被提到过议事日程上来过。从“上层建筑”角度看，涉及政权机构的层级结构合理性问题，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金字塔垂直管理结构以来，政权更迭轮替无数，但结构始终未发生过本质性变化，而且在完成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和中国城市化金融资本积累的近60年中得到强化。现行中央-部门-省市区-市-县-乡镇的垂直分层行政管理体制和“官阶大一统”基础上的一切国家、社团组织行政级别化、待遇化的制度安排，加上非选举性任期制的实行，在每一层级的局部利益上，人们都很容易理解和接受短期内对自己工作的所谓“比较优势”而毁灭性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争相揽权，扩充，政府机构迅速膨胀到“极限”，导致国家权力的组织体系迅速饱和，达到爆裂的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文件、口号如何宣传亲民、为民，实际上奉行的仍是“官本位”理念。在此理念支配下，文件、制度、法律显得既残缺，又无力，甚至成为条条块块的碎片，真正运行的只能是所谓“潜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局部修整，包括哪怕是政府机构改革，都是“与虎谋皮”而难得要领，结果是机构越改越大，而所有的代价则由人民和社会买单。古人有云，“三人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安，”今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