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们对贪污腐败咬牙切齿，对反腐倡廉拍手称快，却忽略了一项看不见的腐败——职务消费。职务消费本身并不算腐败，不合理的职务消费才是腐败。对职务消费的滥用，不仅加重了企业负担、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成为领导干部走向违法犯罪的直接诱因。虽然纪检机关针对规范职务消费出台了若干规定，但仍改变不了“职务消费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现状。规范国企中的职务消费，仅靠提高领导干部的个人觉悟和加强监督检查还远远不够，必须从体制上根除其存在的土壤，才能杜绝职务消费的无序和泛滥，使职务消费走向合理。

所谓职务消费，就是指企业负责人为履行工作职责所发生的消费性支出，主要包括公务用车配备及使用、通讯、业务招待、差旅等与企业负责人履行其职责相关的消费项目。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怀着一种良好的愿望——为了国企领导们更好的工作，给他们配公车、配通讯工具；为了给他们提供更舒适的工作环境，给他们装修宽敞豪华的办公室；把他们公务宴请、公费考察，视为他们工作必要的部分。于是，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在多年来的行为惯性下早已成为一种自然的客观现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弥补国企领导与民企经理人收入差距的功效，即所谓的“低工资、高福利”。职务消费作为国企领导的一项隐性收入成了职场上公开的“潜规则”。

近年来，国企领导职务消费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国企，凡是领导发生的，甚至是只要与领导有关的费用，都被计入职务消费的范畴，堂而皇之地由企业予以报销。媒体曾披露一个国企女贪官，连卫生纸都由公款报销，并不知廉耻地说：“我是党的人，理所当然一切都该由党报销。”而我们的国企及其员工也已经在拒绝和抵触的内心挣扎中逐渐接受了职务消费这一普遍现实，一路“放行”，用“绿灯”照耀着国企领导去“战斗”。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透露，国企经营者的职务消费水平一般是其工资收入的10倍。而外资薪酬调研机构对此消费水平的估计则更高。在2004年，由华信惠悦公司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近年国企领导人薪酬调查的报告中说：隐性收入和职务消费已成为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和主要部分。在很多国有企业，包括住房、汽车、通讯、勤务人员乃至公务宴请、出国考察、旅游、体检、疗养、办公室装修等，均可纳入职务消费范畴。这家外资薪酬调查机构评述道: “据保守估计，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额一般是其工资的十到二十倍。一些隐性收入已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甚至涉及侵吞国有资产或侵害企业所有者利益的违法犯罪问题。”

“职务消费是个筐，吃喝玩乐往里装。”职务消费成了一种“不揣腰包的腐败”，成了企业填不满的“黑洞”，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消费项目，让企业变成了领导个人的小金库、公款挥霍的提款机。职务消费彻底成为了大道无形、道隐无名的“隐形杀手”，深藏而不露。

◎业务招待——大气雄浑的推陈出新

2006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公布央企2005年度业绩考核结果的会议上特别提到他收到的一封举报信。据这封来信讲：他们的纪委书记，拥有一张“神奇”的信用卡，他自己吃饭、他的家人吃饭、他大方地请别人吃饭，永远都用这张屡刷不竭的信用卡，在吃饭上这位纪委书记从来不用自己的钱。

前几年，东北某市地税局曾对10家高档酒楼11个月的经营情况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是，10家酒楼开出2000元以上的发票共计11847张，其中5000元以上的发票924张，10000元以上的发票246张，发票上显示的消费单位主要是政府和国企。其中一些国有企业经营并不景气，在银行贷了很多钱，但仍然在高档消费场所一掷千金，成为典型的“贷款大款”。对于国企大手笔地公款吃喝，有老百姓开玩笑说：“几年前一顿饭一头牛，现在一顿饭一车牛。”

当然了，如今的业务招待远不只吃饭这么单一的内容，吃饭也只不过是职务消费中的九牛一毛而已。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业务招待这一最为普遍的职务消费形式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规模也远不可与从前同日而语。

东北某高档洗浴中心，平时每天接待800人，爆满时达2500人，客人多是官员和国企领导。据对大连、武汉、石家庄400多家高档娱乐场所进行的调查，多数公款消费者来自国有企业，有的甚至用公款支付赌博、嫖娼的费用。

一些国企负责人，以公务接待之名，将私人请客送礼、抽烟喝酒、桑拿按摩、休闲娱乐等费用统统变通为“招待费”予以报销。“招待费”已成为一些违规支出的“防空洞”。还有的领导不论是跑项目、做投资、要贷款、揽业务等“公”干，还是提拔调动、职称评定、子女升学、亲属就业等“私”谋，所有送礼行贿的开销，无不动用公款以业务招待费的名义报销。

某国有银行工作人员透露：他们省级行长的业务招待费一般每年100万左右，地市级一般在20—60万之间。

　某省属企业处级领导透露，效益好的、独立核算的处级企业，一年的接待费用保守估计也在一两百万元。

◎境外考察——风光无限的暗渡陈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