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二是自下而上，总是通过现实发生的情况来确定改革的方向。这就造成了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制度的建设总是落后于现实的需要。身处其中的国企改革者们，只好在没有路标的岔道口凛然前行，用自己的实践来探索国企改革的正确道路,稍有不慎，就可能在前进中触及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成为改革途中的悲情人物。对他们的“过错”，我们能否也给个“三七开”？给他们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因为，犯过错的人会比没有犯过错的人更懂得珍惜。

中国有句俗话：“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无论是伟人还是百姓，一生中都会犯错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开创了万代伟业，可历史给他的评判却是残暴无道、杀戮太重；毛泽东是人们最尊崇的一代伟人，逝后也只能落个“三七开”。大凡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历朝历代都找不到一个称得上“完美无缺”的人物。

伟人都难免会犯错，对于普通人，尤其是处于国企改革转型期的国企老总而言，“错误”更是在所难免。一个职业经理人，由于其服务的企业性质不同，当工作中出现类似失误或错误时，命运的结局会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假如你是一个民营企业的经理人，只要能够做到“功大于过”，股东们基本上会给予谅解、支持甚至奖励。然而，如果你在国企任职，作为一个国企领导，你只能有功而不能有过。你可能辛辛苦苦几十年，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将企业发展壮大，为企业赚了几百亿，但只要有5万块钱你没有掰开镊子，送你进监狱没商量！同时人们又看到，往往一个国企领导人被抓，这个企业从此一蹶不振，走向末路，甚至，一批关联企业也会相继倒闭破产。因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被终止而造成大批职工下岗失业，这样的例子不是少数。所以，在现行体制下，对于国企领导自身来说，“过”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千万不可等闲视之，要时刻绷紧这根弦，争当守法的模范。要知道，现行的体制是其情可悯而法无可恕的。

但是，除了对不慎落马的国企经理人扼腕叹息之外，人们不禁要反思：如果能有一个“因事制宜、因人制宜、人物评价、数字说话的将功补过的评价机制”，那会挽救多少国企，挽救多少企业家。从猴子变人需要一万年，从人到猴子只需要一瓶酒，其实，有时从好人到坏人，只是一念之差。那么，对“一念之差”的国企经营者的轻微犯罪，能不能换一个思维方式，换一个处理方法呢？

国企老总的“红”与“黑”：被拉下祭坛的“赵新先们”

在共和国历史上，“财大气粗”的国企老总们从来就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代表国家掌管和治理国有企业，有人称之为“红顶商人”。相当一部分人依然保留着相应的行政级别，有所谓的处级、局级老总，甚至还有部级老总。然而，在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监管缺失的情况下，职务犯罪成了国企老总们不容易迈过的一道坎儿。近年来接踵发生了中航油、中储棉、长虹集团的巨额亏损，浙江东方巨额公款被侵占等案件，一个又一个国企老总走上了被告席。2005年6月27日，曾经风光无限的三九集团“教父”赵新先因“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深圳市罗湖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消息一传出，立即在企业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也让一个并不常见的罪名——“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非常醒目地闯入了公众的视线。

赵新先是三九集团的功臣，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他在1985年靠500万元创办三九集团的前身——深圳南方制药厂，而后仅用了19年的时间带领企业通过突飞猛进的并购扩张打下了庞大的三九帝国，使三九集团成为一个总资产逾200亿元、下属400余家子公司和三家上市公司，涉足药业、农业、房地产、食品、汽车、旅游等“八大产业”的巨型集团，三九集团是国内最大的中药制造商，连续多年的中国500强企业。赵曾经与柳传志、陶建幸、卫留成这些人物一道，作为中国大企业的代表，亲赴美国聆听杰克•韦尔奇的授课。三九成为中国举起学习GE旗帜的少数几个大企业之一，但赵新先是那种“战略眼光独到，战术手段欠缺”的人，他的梦想帝国在没有实现之前就轰然倒塌。这位曾经的三九集团教父头顶“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的罪名，在高墙内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的光阴。出狱后，恢复了自由身的赵新先用沉默向昔日的辉煌岁月作彻底的告别。然而，他的沉默并不能平息这一事件引发的强烈震荡，其广泛传播的惨痛经历显然让很多身处类似境遇的国企老总们如履薄冰：显然他并不是因为中饱私囊而“滥用职权”。直到被捕之前，赵新先对即将让他锒铛入狱的这一指控都浑然不觉。重要的是，在不当使用职权导致的这一幕幕悲剧中，赵新先并不是唯一的主角。在经济方面，赵新先是清白的，这是他虽然犯了罪却依然受人尊重的一面，同时也是令社会对之报以同情和惋惜的一面。同他一样，至今仍然有许多国企老总徘徊在滥用职权犯罪的边缘而毫无察觉，或者是已经有所察觉却不知罪与非罪的边界，从而倍感迷茫。很多国企老总似乎都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但是，他们不应该、也付不起——安全的代价，自由的代价，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