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职称”是一个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新生事物”。不可否认，政工职称在诞生之初对稳定职工队伍、保障政工人员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国企改革如火如荼的今天，政工职称备受冷眼，特别是在国退民进的企业改革中，政工人员甚至岗位不保。应对“变局之惑”，唯有“以变应变”，尽快实现职能转型，适应企业发展要求，这才是国企政工师们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全世界只有中国——中国也只有国企，有一个职称——“政工师”。自1990年中组部、中宣部决定在全国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称评定工作以来，已过了18个年头。在18年的峥嵘岁月中，有多少国企的管理人员为之梦想，又有多少国企的政工干部为之奋斗、为之奉献。
十八岁的少女正是花季，人们却蓦然发现，十八岁的“政工师”职称却在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转型期后，两鬓斑白、未老先衰。计划经济的“土特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那样的不适应，那样充满着尴尬和无奈。一大批作风正派、思想坚定、兢兢业业的政工师，在国企的改革改制、“国退民进”的市场化改造的竞争上岗面前显得那样手足无措、弱不禁风。
难道那些为国企奉献了大半辈子的政工师们先天不足？他们不具备经营管理企业的能力？他们就应该是“国退民进”的牺牲品？毋庸置疑，他们不该是国企改革的“包袱”！
笔者认为：商人经营企业的秘诀就一个字——变。古人说，变则通，通则久。企业必须随时以自身的不断变革来应对市场的“瞬息万变”。在这种语境中，国企的政工职称评定“永恒不变”又怎能适应中国经济瞬息万变的“转型期”？
历史地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毛主席“支部建在连上”军事管理思想的延伸。毛主席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时曾说:“红军所以艰难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管理体制，是否适用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现代企业？支部是否还应该继续建立在现代企业的连队上？现代企业的党组织应该怎样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本文在此不作深入探讨。但是，现代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变灌输式为渗透式，应该与人力资源工作相辅相成，应该与经济工作紧密相结合，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者们的共识。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国企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在不断变化。政工师的岗位职责和工作内容，伴随着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转型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其生存环境、发展空间、责任义务也理应尽快顺应企业变革的需求。
◎变局之惑：安能以不变应万变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了重大进展，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有独资、控股和参股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使国有资产在改革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这种活力的激发，得益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因此，企业中形成了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为主的组织管理机构。股东大会取代了职代会，成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负责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取代了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政治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国企转型期的“更年期综合征”表现明显。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变革的案例随处可见。
——某上市公司的外方董事强烈要求参加企业的党委会，理由是：党委会正在研究企业干部的人事任免；
——某国企“民进国退”的改革过程中，政工师们集体下岗，理由是：民营企业没有政工机构；
——许多企业在探讨股东大会与职工代表大会并存的关系；研究党委会与董事会、监事会并存状态下协调工作的办法。
虽然政治体制变革与国企改革进程不同步，不可避免带来了国企改革的阵痛，但是，笔者认为：那种“永恒不变”的评价体制应该为国企的改革成本买单，政工师群体不该承受国企改革的“成本”，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尽快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当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之后，企业对员工素质和核心价值观与现代企业宗旨相一致的诉求变得越来越强烈。但遗憾的是，轰轰烈烈的变革之后，延续了18年的政工职称考评却 “以不变应万变”，考评活动仍年复一年地上演着，它在自然不自然之中误导了员工的价值趋向。政工人员仍然不得不通过职称考评换得职位和薪酬的晋升，这不能不说是国企改革进程中的一大悲哀。笔者由此联想到八旗制度。清朝建国之初，男丁伤亡惨重，满清王朝颁布“恩惠”诏令，让立下汗马功劳的八旗子弟一出生就吃“皇粮”。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让族人休养生息，尽快繁衍子孙，兴族兴兵强国。然而，再好的政策也要有个阶段性，不能“永葆青春”。结果，“恩惠”诏令延续了290多年，八旗子弟人数变得越来越多。受八旗制度的恩惠，八旗子弟可以不劳而获，斗志一点点消磨，八旗的后代最后蜕化成了遭人唾弃的纨绔子弟。八旗的子孙们在清王朝“天朝上国、物资丰饶”的自我陶醉下，面对外来的坚船利炮只能被迫割地赔款，清王朝的统治也从此终结。仔细分析，难道是八旗子弟浑浑噩噩、不思进取吗？难道他们不想为国效力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罪魁祸首”在于290多年永恒不变的“恩惠”制度。在这种养尊处优、不思进取的体制之下，在这以“不变应万变”的制度中，他们自然成为历史滚滚洪流中的牺牲品，也酿成了中国近代的民族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