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日遮蔽我们理智和目光的纸上财富在2008年被烧掉一角，人们得以从金钱的奴役中暂时摆脱出来，来思考一个非物质财富的真正要命的命题——人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1，华尔街崩溃与“单极世界”梦破灭
那就让我们先试图预演金融大危机的未来可能吧。金融大危机的演变已经脱离了现代金融学为之设计的轨道，我们只能回归常识，而不是再向教条求助。美国精英们曾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加速实现其“单极世界”梦想——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帐篷，居中的一个支柱是超级军事实力，四角固定的绳索分别是：1，通过华尔街泡沫与美元的垄断印刷，不断吸纳转移它国创造的真实物质财富；2，通过英美的“七姊妹”石油公司，控制全球石油价格跌宕起伏，进而控制全球实体经济周期；3，通过超级规模的农业跨国巨企，以巨额的农业补贴为后盾，以转基因种子为武器，控制人类的饥荒周期；4，通过好莱坞、美国篮球和美国财富享乐梦控制全球青年精英对美国的崇拜与追随。
2，西方文明的困境与灾难性逻辑
1991年，前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古罗马帝国和成吉思汗帝国，达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高峰。从20世纪末表面的事实来看，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政体在过去300年确以武力和智谋战胜（或压制了）了它所有的对手。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体却被内部贪婪的欲望所征服，被奴役在了金钱的统治之下。它外在权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它内部争斗也越来越激烈，更要命的是精神品德的沦丧也已达到极致。
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眼中，政体并没有先天的优劣之分，它是立国时博弈选择的结果，他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在能力、品德、财富和威信上都超过超群出众，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当选为行政官，则国家因此就成为君主制国家；如果几个差不多相等的人胜过其它人，并一起当选，就成为贵族制国家；如果大家在财富和能力上都相差无几，大家共同执掌最高的行政权力，而国家也因此成为民主制的国家……美国式民主的形成恰恰是后一种。美国建国前的民众，基本都是从欧洲中世界政教合一的压抑中逃离的。主要分为两类，少量是为了追求生命的平等和个人精神自由；更多的则是为了冒险暴富，他们均甘冒被大洋吞没的风险而登上新大陆，并联合推翻了英帝国的统治。因为没有谁能够特别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就很自然地形成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
但是，这种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的制度从《独立宣言》开始就埋下了不平等的种子，其主要起草人杰弗逊（1743-1826）迫于南方奴隶主压力不得不删掉了对黑人奴隶制和奴隶贩卖有力谴责的条款。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开国之父们中有具有高贵品德者，比如杰弗逊在就任美国第三任美国总统时，他拒绝乘坐马车，从寓所步行前往就职，他认为这是践行“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之举。但与此同时，另一位开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则埋下了“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种子——“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美国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富兰克林式的“赚钱至上”对杰弗逊式的“人人平等”价值观不断攻击、瓦解和腐蚀的过程。在民主制设计下，在生产力的各要素中，资本的力量天生最集中，也最聪明，它以自由的旗号，很容易就将雇工等其它力量各个击破，从而使资本的雪球越滚越大，实业寡头、金融寡头应运而生。
如果以赚钱最大化为人生目标，那么那些最聪明的寡头很容易达成共识：最快赚钱的方法是最聪明和最有实力的极少人结合在一起，一起控制政权以出台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控制媒体进而影响群众性情绪，控制资本市场的大涨大跌，乃至控制货币发行的放水与抽水，来洗劫那些“无知和愚笨的羊群”，这样赚钱效率会高出很多很多。当1914年，他们实现了私人财阀对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控制的时候，金钱其实已经战胜了一切，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主宰。尤其是当1971年，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的美元摆脱了黄金的最后掣肘时，金钱对人统治，对人的异化达到了巅峰。
过去一个世纪，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角度而言，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但如果从人的高贵情操和灵魂自由的角度，这是人类全所未有的黑暗时期。在尼采（1844—1900）哀叹“上帝死了”之后，存在主义者萨特（1905-1980）承认：“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容许的”。它很容易推导的结论是：既然上帝死了，天堂无望了，精英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掠夺大众的财富。
由于人性越来越贪婪投机，不劳而获风气弥漫，世界越来越匮乏真正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渴望占有掠夺他人财富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纸上财富的泡沫被制造出来，而它与创造真实财富的背离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金钱被实际重洗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社会的贫富分化反而日见加剧。当国与国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为利益争斗的排斥力越来越大，而其凝聚力和向心力越来越小，其最终溃散为一地碎片在所难免。
3，东方明灯的千年寂寞：等待盗火者。人与动物的唯一不同是，人对未来有新希望，那么希望在哪里？我们可以向西方文明的源流中寻求解决之道吗？这个答案会令人失望，因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在2008年岁末的时候已经陷入了大规模的骚乱。因为即使是古希腊的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那个将“正义”概念引人西方的智者说：建立城邦的时候，我们关注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作为整体的城邦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城邦中我们最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幸福。以此为出发点，西方人相信向外征服，并将收获向内分配是“正义”的行为，但现在的问题是，地球已成内闭的村庄，人向地球的索取也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人口仍在增长，那么，以此逻辑，人除了相互消灭还能干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向“上帝”求助？但现代人已经抛弃了上帝。那么，人类还有出路吗？有的！它就在东方，从中国盛唐时期起，所有当代西方人被困扰的谜题的答案就已经在哪里，它就像一盏智慧的明灯一直点燃在哪里，等待这“盗火者”前来，这个盗火者就像普罗米修斯用一根长长的茴香枝，在烈焰熊熊的太阳车经过时，偷到了火种并带给了人类。这个盗火者就像中国唐朝的玄奘，历经千难万险，从天竺带回了大乘佛学，从而使得盛唐文明终于抵至融会贯通的大成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