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日本企业制度

　　关于战后日本企业制度，人们广泛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它有着“法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态，企业的目标不是为了股东的利益而是为了员工的利益，在那里实行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为核心内容的命运共同体管理方式，管理者就是从这种命运共同体内部逐级提拔上来的，其合法性不是来源于股东的信任，而是来源于员工的认可。另一方面，在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下包、系列等方式形成了长期的交易关系，在企业与银行之间，通过各自拥有的主银行形成了稳定的资金供给关系，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通过行政指导形成了“官民协调”的关系。

　　在西方观察家眼里，日本的企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体制向来是另类的，不仅不同于西方、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且在众多的方面隐含着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冲突。尽管西方观察家的这种看法是根深蒂固的，但对日本企业制度的评价，却也并非始终如一。日本经济的往日辉煌，曾使日本的企业制度备受赞誉，但如今日本经济风光不再，这种评价随之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日本经济身陷罕见的长期萧条，使西方观察家更相信日本企业制度有悖于市场经济原则。一种广为影响的观点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市场竞争将导致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公司治理结构趋于收敛，这里的潜台词是将收敛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好像要印证这种观点似的，在“失去的十年”中，日本进行了更加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日本企业制度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性质和意义也许现在还没有完全为人们所认识，但我们已经可以隐约地感到它的不同寻常。

　　日本曾有过“古典企业制度”时代？

　　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回顾日本企业制度演进的历史。当19世纪末源自于西方的工业化浪潮波及到东亚时，日本率先移植了西方国家包括企业制度在内的现代经济制度。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的1872年即开始移植股份公司制度，到19世纪90年代在铁路、纺织、银行等现代经济部门中成为主流的企业组织方式，其后迅速发展，到日本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之前，已经普及到几乎所有行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重工业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大型企业，其中也包括为世人所诟病，后来被美国视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经济基础的财阀。也许会让人感到意外，仅就公司治理结构这一点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企业制度，和后来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企业制度并无太多的共同之处，反而是一种也许更接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古典企业制度”。

　　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财阀企业自不待言，在非财阀企业的董事中前10位的个人大股东占20%以上，在利润分配中股权分红比率大体在70%。从企业就业体制看，从业人员在一家企业的平均工作年限并不像战后那样长，建有工会组织的企业只有3%，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的就业量调整速度远高于战后，劳动力市场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资本市场也有相当发展，上市公司的股票时价总额占GDP的60%－80%，而战后高速增长时期只有30%，企业资金供给的70%来源于直接金融方式，同样的比率在战后则来源于间接金融方式。

　　当然，我们更多地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了“古典企业制度”这一说法，当时日本的经济体制和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前的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着很大差异，财阀的存在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此想指出的是，和一些也许是想当然的看法相反，从明治维新开始到进入战时统制经济时期之前，这一期间的日本企业制度和今天的联系已经非常淡薄了。

　　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与日本企业制度的变异

　　直接和战后日本企业制度相联系的一个重要源流，是日本政府出于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实施的企业规制。1937年日本政府设立企画院，1938年颁布“国家总动员法”，从此日本进入战时统制经济时期。为动员一切社会经济资源扩大军需产品生产，日本政府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对企业行为进行控制。

　　首先，抑制股权分红在利润分配中的比率，与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之前相比，无论是财阀企业还是非财阀企业，股权分红比率都大幅度下降。日本政府规定资本金在2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股权分红不得超过自有资本的8%，实际上这意味着股权分红已经无法对企业利润变化做出反应。结果是股东在企业中地位和作用下降，股票投资减少，股票价格下跌，最后只能由政府出面挺市，资本市场的功能由此衰减。

　　其次，为了激励员工战时生产的积极性，加大了奖励力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替代股东参与了利润分配，因为在支付了股东固定的分红后，如果生产效率提高，员工可以从利润中获得相应的报酬。至于工资，由政府制定了统一的初次任职工资，并统一涨工资。这样，就产生了就业长期化、工资资历化倾向。另外，为了战时生产的稳定和扩大，从员工中提拔富有生产、管理经验者充当高级经理人员，开始形成内部晋升制。在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下，原本就很少的跨行业工会组织“自行解散”了，代之而起的是受到政府鼓励的企业内“产业报国会”，这就是企业内工会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