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是君主，在战国的混乱局势中，荀子坚持了儒家强调的德治路线。在《君道》中，荀子开宗明义就强调：“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所以，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君主的自身修养。“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盘）也，民者水也，盘 圆而水圆。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君道》）这种思想，完全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观点。

　　但是，从孔子到孟子都是政治领域的不得志者，各诸侯国对他们的德治路线赞扬者不少，而实践者却不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德治和法治的对立性思维。在早期 儒家眼里，一旦强调法治，就会排挤德治的位置，导致社会“免而无耻”。所以，孔子曾经对晋国铸刑鼎持激烈的反对态度。而到荀子，则试图把德治与法治统一起 来。在战国普遍推行变法之后，荀子指出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比如，后羿射箭之法一直存在，但并不是每代都会出现后羿；夏禹治国之法也一直存在，但并不是 每个君主都像夏禹。人们一般会认为，制度化管理要比人治更为可靠，而荀子恰恰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对法制的存亡不是从条文上认定，而是从效果上认定。他指 出，正是因为后羿不再出现，所以，后羿的射箭之法虽存犹亡；夏禹之后，法制未变，却出现了夏桀。法要靠人来实施，没有合适的人，法制就会徒具形式。“法不 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 事之变，足以乱矣。”（《君道》）这种思想，显然已经对法制迷信有了必要的警惕。对于当今单一赞扬法制的人来说，荀子已经指出了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强调人 的因素在法治中的作用和意义。

　　荀子论证说，君主的职责就是“能群”，具体表现为 生养人、班治人、显设人、藩饰人四个方面。所谓生养，包括“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即造成富足稳定的社会环境；所谓班治，包括“天子三公，诸 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法度而公”，即建立国家的组织体系；所谓显设，包括“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即形成治理国 家的运作队伍，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人事相适，各得所宜；所谓藩饰，包括“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镂，皆有等差”，即用礼仪文饰标志社会阶梯。 按照荀子的思路，君主做到上述四个方面，就是“至道”。“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免）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 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君 道》）在引用了“载舟覆舟”的谚语后，荀子强调：“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 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王制》）治国归根到底依赖于用人。“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 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王霸》）领导者与民众的区分，就在于领导者使用别人干事，而普通民众靠自己干事，所以领导者的能 力主要表现在用人上，而普通民众的能力表现在自己干活上。

　　显然，君主治理国家要 依赖于组织体系，而在这一组织体系建设中荀子最重视的就是选贤任能。他特别指出，人主最大的问题是用人不当：“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 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犹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语曰：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 之痤也；修道之人，污邪之贼也。今使污邪之人，论其怨贼，而求其无偏，得乎哉！譬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乱莫大焉。”（《君道》）让不肖之人来监控 做事的贤者，让愚笨之人来论证智者的思考，让污邪之人对正直之人指手画脚，就会南辕北辙。政务管理的问题多半出在这些地方。漂亮的女子会引发恶人的邪念， 公正之士会导致众人的嫉恨，廉直之人会遭到贪贿之徒的仇视。所以，如何用人是君主的第一要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王朝强调治理国家要“亲君子，远小 人”的思想源头，同时也可以看到君主专制的理论萌芽。一方面，治理国家要区分贤与不肖，辨别智愚；另一方面，这种识人任人的重任，需要君主独自担负。不 过，这时的君主专制，是以君主的人格魅力和道德优势为前提的，如果德行同势位不相称，就无法完成治国重任。君主治理国家的主要行为，不是占据势位并具体操 作，而是发现贤能并使用贤能。“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则 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君道》）

　　同当时的法家学说相比，荀子笔下的君主，其专制程度是有限的。首先，君主的主要作用是当好表率。“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上好曲私， 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上好覆倾，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险。”“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其次，即便是君主作出良好的表率，也需要对下面的欺诈予以必要的防范。所以，需要用探筹（掣签）、投钩 （抓阄）等方法来保证“公”，用度量工具来保证“平”，用衡量工具来保证“实”。但这些工具方法都不能取代君主的榜样作用。最后，君主做出表率并不是目 的，而是要带动官员养成行为习惯，官员移风易俗带动社会，做到不使用这些方法工具就能实现公平真实。“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 令不烦而俗美。”（《君道》）这就是天下大治。显然，当时的法家强调的是“势”，而荀子强调的是“人”。而人按照群的等级层次，由君主到官员再到民众，形 成良性的社会风气。“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如果说，孔孟的管理学立足于道德，法家的管理学立足于制度，荀子的管理学则介于二者之 间，立足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