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以来，虽然各种管理理论如丛林般的枝繁叶茂，但实际上，百年企业管理实践活动所取得的巨大管理成就，其实主要是受益于两次革命性的剥离行动。

　　第一次剥离行动是在100年前，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发现了企业组织内部管理的盲点，首次将计划和执行进行了分离。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剥离行动，它直接引爆了企业内部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不仅创造出了工业时代经典的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为社会贡献出了大量而丰富的质优价廉的工业品，并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将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至少提高了50倍以上。

　　在此之前，“执行”本身从未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生产系统，而是误以为计划和执行是紧密相连的孪生兄弟。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的一些企业依旧认为：执行，就是对于计划的执行，因此，所谓的执行，也就演变成了命令与服从。但实际上，执行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组织绩效或生产方式系统，它不仅同战略或计划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甚至常常出现相反的情况，即企业的生产效率执行系统，决定了企业的计划是什么。假如没有这一次革命性的剥离行动，那么，管理将停留在企业主的大声呵斥或是高喊加油的原始状态。

　　第二次剥离行动是在50年前，开创了“管理学”这门学科的德鲁克，发现了企业组织内外部之间的关系，首次将企业与利润进行了分离。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管理发现，因为它第一次将企业看作了一个社会中的组织，由此引爆了企业整体管理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不仅将企业从短期获利的狭隘陷阱中拉了出来，而且成为了现代企业组织基业长青理论的奠基人。迄今为止，凡是获得巨大成功的世界级企业，无不是事业理论的成功、无不是企业使命的成功。

　　在此之前，管理常常被理解为，就是对于企业内部员工的管理。那时的管理者不仅不愿意谈论外部顾客、甚至连目标都懒得谈论，当然，更不会去谈论社会责任。但事实上，企业目的是存在于企业的外部、而不是企业的内部。直到今天，中国的一些企业依旧认为，只要将组织内部管理得井井有条，企业所期待的管理成果就会应声而出，当然，更为糟糕的情况是，即使他们在谈论起内部管理时，也不愿意谈论组织绩效、而仅仅谈论人际关系和谐相处。假如没有这一次革命性的剥离行动，那么，企业管理就会如同井底之蛙一般，停留在企业内部的监督与控制的统治阶段。

　　假如我们将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剥离，理解为是第三次革命性的剥离行动，那么，它的真实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企业组织并不是资本赢利的工具、更不是企业主的私人附属物，它不仅是经济性的、更是社会性的（确实，过去以往的企业管理，受到了太多“经济学”的影响与束缚，总是将企业性质和活动限定在“经济性”的范畴内），它不仅需要承担起社会赋予它的各种社会责任、更是要主动的为人类文明生活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所以，企业组织的目的，并不是创造顾客、而是需要为社会提供新的生活方式。

　　我曾在我的前一本书《中国人的管理逻辑》后记中说，这是对于中国传统商业管理的一次清算。那么，我的这本新书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于西方典型工业企业管理的一次清算”。

　　我一直相信，企业管理与社会时代的关系，总是一个时代的管理，颠覆另一个时代的管理，并且把它当作了企业管理命题来使用。在我们今天已经或正在经历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与知识社会三种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其管理逻辑恰好是相反相悖的。

　　在传统商业的经营时代，各种商业规则是围绕着“创造利润”这个核心命题而发生的。出于赤裸裸的追逐商业利润的目的，商人们总是遵循“哪里有商机、就往哪里走”的原则，如果垄断权利蕴涵着商机，就会出现官商勾结的局面，如果熟人身上隐含着商机，熟人本身就会被当作成利润来源。所以，传统商业所形成的管理逻辑，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发生的，它考验着商人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个人的人品信誉程度。因此，商业改变不了世界，因为无论传统商业活动多么繁荣，它都因缺乏丰富产品的支撑而成为有限资源或稀缺产品的财富转移活动，因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改变的贡献显得微乎其微。

　　工业企业管理时代的到来，彻底颠覆了传统商业的管理逻辑，各种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是围绕着“创造顾客”这个核心命题而出现的。传统商业和工业企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产品”这个新概念的出现，它首先考验的是企业的生产与制造能力、而不是人际关系交往能力。一般来说，生产能力意味着产品产量增加，而产品产量增加则直接决定了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只要产品的质量好、价格便宜，顾客就会不请自来—-顾客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由此，传统商人的人际关系交往能力开始失效，原本非常重要的商人个人的品德诚信，也被企业产品质量的承诺所取代，并且逐渐形成了以“生产标准化、可复制性、可衡量性”为特征的管理体系。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工业时代的标准化生产、可复制性和可衡量性的管理成就，就不可能有今天规模庞大的工业企业组织的存在，同时，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事实上，正是标准化的生产方式，才使得产品的产量破天荒的成倍增加；正是可复制性的组织安排，才使得企业全球化的规模扩张成为了可能；正是可衡量性的效率管理，才使得组织绩效成为了企业竞争的法宝。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工业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通用工业品，才使得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改善。当然，工业企业带给社会的贡献远不止如此，它将大量的农业时代的自由散漫的个体农民，改造成了遵守纪律和具有合作精神的现代工人，为整个社会从农业文明时代过渡到工业文明时代，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