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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契合:中国兵学文化传统及其现代管理价值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以《孙子兵法》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兵学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但是,从学术研究的目的之一——对现实社会成长与发展的借鉴价值看,我们的研究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较为显著的,就是如何看待和解决中国兵学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契合及价值促进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以往的研究遁入了工具理性的误区。本文拟在对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理论借鉴基础上,探讨中国兵学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

一、中国兵学文化的“工具理性”误读

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问题的研究肇始于西方思想家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中人的行动。一个人某种行为的发生,是因为它觉得去做是有意义的。因此,“行为”是指行动者赋予一定主观意义(或价值)的行为,它必须服从于一定的目的,或者体现一定的意义。因此,他提出了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即以目的为趋向的工具理性和以价值为趋向的价值理性,另外还有“自觉或不自觉”遵从风俗、习惯的传统行为,以及行为人受感情和情绪影响的“情绪化”行为。

在此基础上,韦伯认为,人是能思考和选择的动物,人类的行为一般是合乎理性的。因此,上述四个方面中,合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行为最重要,而其它两种处于边缘和次要地位。具体来说,以目的为取向的工具理性是人们为达到精心选择的目的,会考虑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附带的后果,以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行动。因此,持工具理性的人,不是看重所选择行为本身的价值,而是看重所选行为能否作为达到目的之有效手段。而以价值为取向价值理性即人们只赋子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具体地讲,价值理性性看重行为本身的价值,甚至不计较手段和后果。

按照上述观点,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现实对中国兵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以目的为取向”的工具理性窠臼之中。一方面,历史学和兵学研究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关于兵学、兵书和兵学人物的研究方面,以发掘“历史真实”见长,缺乏将研究成果向现实社会转化的取向和意愿。另一方面,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在撷取了兵学研究成果的皮毛之后,将中国兵学理论以“支离破碎”的方式,与自己所研究或者专长的领域相结合,将兵学以“碎片”形式传递到社会大众中,出现了肤浅化、实用主义和简单类比与附和的倾向,呈现出显著的工具理性色彩。因此,总体而言,以往我们在研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或者核心的兵学文化时,更多地将兵学作为一种方法和策略的“术”的研究层次,而没有深入到将博大精深的中国兵学文化作为一种价值的指引层面来进行研究,并将这种以文化传统方式出现的价值,以适当的方式传递到现实社会实践之中。

西方军事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相比较而言,我国古代的军事管理思想虽然也十分丰富,但是其对现代管理理论的贡献尚处于发掘阶段。由军事管理思想而引致的中国兵学文化传统,一直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出应有的贡献。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中国管理理论界对西方理论的顶礼膜拜,而导致了对中国自身理论的研究的轻视和缺乏;二是大部分研究者在对中国古代军事管理理论(兵学)的研究中,过多地强调了其实用的因素,而忽视了其价值的因素;三是“就事论事”,简单地讨论兵学自身的问题,将兵学当作传统文化而不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没有从文化沿革与变迁的角度,将中国兵学作为一种动态的、活的文化状态来研究其通过历史的变迁,对当代中国管理的价值贡献。

二、价值理性视角的中国兵学文化传统

在现代社会探讨中国兵学文化的问题,既不是图谋对传统思想的复兴,也不是对中国兵学方法论的简单模仿。因为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迁,兵学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不复存在,企图复兴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同时,如果在现代社会对中国兵学文化的精髓进行简单的模仿,也是“东施效颦”式的做法。因此,从价值理性视角探讨中国兵学文化问题,需要沿着文化传统的思路来进行。

文化的研究或者说文化对现实社会和群体的影响,更多地要从对一个群体绵延已久的行为来考量,这就涉及了对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基本概念的区分问题。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以传统文化来替代文化传统,并且会抽取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加以否定,还会据此一并否定文化对现实管理的重要影响力。

对于“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概念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其前提则是如何正确地认识中国文化及其对现实社会发生影响的问题。对于这一命题作出贡献的著名学者有庞朴、李慎之、朱维铮等人。著名学者庞朴先生认为,“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应该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他认为,“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琢磨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是过去的已经完成的那些东西,是‘死的’;而文化传统是……那个活的东西”。其核心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死的文化,而文化传统是活的文化。“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同时,他认为,文化传统是各种文化类型中的基本核心、核心精神,或者指民族的、支配千百万人的一种观念和力量。黑格尔在谈到文化传统时认为,传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越远,它就越膨胀得大”。借喻这一形象的说法,本论文认为,从一个简单的类比来看,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的区别在于,文化传统象一个个相互不连接的“水库”,而传统文化就象流经这些水库的、绵延不断的一条大河。由于文化传统的丰富内涵与外延,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有一定的难度。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基本区别,我们可以描述出文化传统的基本含义,即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被先辈们认可和实践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意识与历史遗存,这些遗存体现为一个群体世世代代所认可的最佳经验,如道德、伦理、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特征、社会意识等。这些要素在现实社会依然影响或者支配着人们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是仍然“活”在现实中的“传统文化”。

作者:王学秀 企业高管

历史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企业文化管理师”核心主讲教授,劳动部“企业文化师国家职业标准”制订组成员、核心主讲教授,主持与参与多家企业企业文化咨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中国管理思想。联络方式:nkwxx@nankai.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