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书目：刘志迎著《企业文化通论》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

民族文化是由一个民族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规范等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世世代代的扬弃和创新而积淀形成的。它具有该民族成员所普遍接受的文化模式，文化本身就具有民族性，民族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种文化生态，每一部分之间都是彼此适应、互相调整，在动态中实现均衡，其均衡本身也在不断地运动，当时代变迁、外界因素影响、内在因素变化，都使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当然，有时候也可能应遭遇突然的根本性的变迁而被彻底摧毁，如玛雅文化的消失，至今仍是一个谜。民族文化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人际关系和价值体系，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共同的民族心理、文化行为、价值观念、社会规范，这是保持一个民族尊严的根本所在，民族文化中有人类文化的共同因素，是构成人类文化相通基本条件，同时也正是由于民族文化的个性，才使人类社会变得丰富多彩。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融日益频繁，民族文化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各民族都在极力保护本民族文化优秀因子，将其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发展引起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的争论。文化是人类历史之笔，历史是文化展开了的书卷。人类在创造着物质财富，从事着经济活动的同时，已经揭开了民族文化的序幕，并把文化、价值观念和民族性融入他们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方式之中。

作为一个企业总是生存在一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其资本、品牌、产品和人员可以跨民族、跨国界，但无论怎样，它都离不开一个特定的民族文化影响，要么其主要员工队伍是每一民族，要么其注册地或坐落在某一具有特定民族文化的地区或国家，要么它的产品要销售到具有某一民族文化的地区或国家。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必定是以当地民族文化生态为基础的，这主要表现在企业人的民族文化性、企业对外交往的民族文化性、企业坐落地民族文化的感染和潜移默化性、对内管理的民族文化性。

一、企业人将自身的民族文化习性带入企业

企业管理活动是人的活动，而人都属于一定的民族，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思想观念、传统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无论是企业活动中的管理者，还是企业活动中的被管理者，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都具有社会遗传的因子。

民族文化是先于个人经验的，尽管民族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虽然是人对外部世界的经验知识和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但是民族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它的存在及其价值和意义也就“不随尧存，不为舜亡”，成为一个超有机的文化世界存在于整个社会群体和历史活动之中了。[1]任何人从他呱呱坠地就被抛进这个民族文化之中，受到这个民族文化熏陶，而在这个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是先于他个人的经验的，是超于他个人经验而存在的，第一声母亲的呼唤，就接受者这个民族文化的含义和特定的形式，逐步在实践中接受并形成与这个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因此，任何人都面临着一个先于他个人经验的民族文化世界，这个民族的文化对他来说具有价值意识的先验本体或本源的性质，是超越其肉体的活动形式，而在其精神意识活动深层逐渐沉淀下来的。

一提起日本人，人们总会想到大和民族的“大和精神”或者“武士道精神”。如崇尚团体，对国家、对民族忠贞不二、精诚合作等等。在日本人的概念中，团体是被放在首位的，认为个人价值只有在团体中才能实现，故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团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2]日本的企业文化可以说充分吸取了民族文化的精粹。这是日本人所共有的民族性，它在进入企业之前就存在，在进入企业之后，这种文化精神内核便成为企业文化最为精髓的东西，发挥着强大的作用。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移民国家，多民族文化背景使得美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统一的文化。在美国，深入人心的是“个人主义”，崇尚个人价值，主张个人至上，追求自我奋斗的美国式的英雄道路。如果剖析美国的企业文化，会发现其中充满了美国式的文化特色，美国人所崇尚个人主义、自动主义、英雄主义、理性文化、冒险性和流动性，在美国企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来看，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宗教或者对自己本民族土壤上产生的宗教并不是那么顶礼膜拜。如果说西方基督教文化是“天学”、印度佛教文化是“神学”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人学”。[3]中国人所崇拜的是“人学”文化，是积极入世的学问。作为中国主导文化的儒家思想，不论是先秦的孔孟之道，还是两汉以后的儒学，乃至程朱理学，其主旨都是经世致用、教民化俗、兴邦治国。从对人本身的态度看，人本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大体包括三层意思，首先是把人看成是天地物之中心，深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其次是强调“爱人”思想。再次是人只要努力，皆可成才。孟子云“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上述人本思想和现代企业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主旨是完全相符的，对于培养企业“重视人、尊重人、相信人、发展人”的人本文化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从义利观来看，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之一。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主张“何必曰利”，董仲舒则提出“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名节，重视精神需要的满足。孟子有一段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从“言”与“实”的关系看，很多人认为中国人讲得多，做得少。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言轻实”的一面，但其中也表现出很强的求实精神。这在中国的儒家、道家及法家文化中都有体现，如儒家的经世致用，道家的“无为”之中蕴含着“无不为”，法家的奖励耕战等。从团体精神看，很多人认为，“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是条虫”。这种说法过于片面。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团体主义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在一个家庭团体内，以家庭利益为最高目标，追求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强调团体（集体）重于个人，个人无条件服从整体，强调家庭内部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和谐和稳定。这种文化固然有压抑个性，不利创新和竞争的消极作用，但它作为一种持续几千年的群体榆神，对今天的企业文化建设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从用人原则来看，中国古代的人事思想十分丰富，成为我国管理文化的重要历史遗产，其中一个核心内容是“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从总体上看，大凡有咸就的英明君主及其谋士，总是倡导“任人唯贤”路线的。[4]这对现代企业的用人理念和人力资源管理具有相当的吻合之处，也是现代企业文化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