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治理制度

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可这一机制留下了根本的法律漏洞。由于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企业网络密切关联，《破产法》对债务人的约束一步步放松。这样，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为众多私有者合作的公众公司。如果再考虑股东数量成千上万甚至是数以千万计，那么，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就更成为名符其实的公众公司了。这的确是现代企业制度了，但是，产权却模糊了。

正因为产权模糊，正因为公众公司，才产生企业治理制度的需要。如果是产权清晰的私有无限责任公司，无论企业主自己经营，还是请人打理，无论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无论企业是兴旺发展，还是破产倒闭，都和社会无关。社会也就不需要去关心企业的治理结构、治理制度。事实上，亚当·斯密不仅喜欢无限责任公司的产权制度，还喜欢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治理制度。他认为，在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将导致经营者的动力不足，压力下降，从而无法与两权合一的私有企业竞争。

可是，斯密所欣赏的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制度竟然一去不复返了。如何治理一个产权模糊、两权分离的公众公司呢？人们就想起国家治理制度了。显然，国家也是产权模糊、两权分离的公众机构，对待这个机构，办法是将经营权再一分为三，分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套用到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立法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班子是行政机构，监事会是司法机构。

但是，这一套用产生两大根本问题。

第一，三权分立制度所蕴含的权力观与企业的权力观不一致。

三权分立的国家治理制度是和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相一致的。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本身是一种罪恶，一种必不可少的罪恶。因此，最好没有国家。实在得有，国家最好不要有主动性，不要多干事。如果非要干事，那么，其目标必须非常明确、可测度，既不要有什么成为强国的梦想，也不要有赶超的愿望，更不要指望教化社会，搞什么爱国主义教育等等。一切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要受严格的预算限制。这法律框架和预算都需要立法机构批准。办事宁可慢，也不可错，不可违法。一旦发生战争一类的紧急事件，必须得到立法机构的特别授权，才能让行政机构放手办事。正是在这种削弱权力的权力观下，三权分立而又相互制约才会是一种可行的国家治理制度。

但是，企业却需要主动，要参与竞争，要在竞争中取胜，要做大做强，要建立企业文化。面对复杂的、变化的市场和竞争对手，企业会经常性地感受到危机，日常经营班子也就经常需要特别授权，办事宁可错，也不可慢。企业不能无休止地辩论下去，不能无休止地等待形势完全明朗。如果在削弱权力的权力观支配下，企业可能一事无成。进一步说，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权力不但不是一种罪恶，而且是企业成长壮大的唯一动力，是企业存在的唯一支柱。在自由主义的理念下，国家无所事事的时候，正是靠企业的主动性，使国家经济得以成长。如果企业权力也无所事事呢？

第二，三权分立制度所需要消耗的资源往往是企业承担不起的。

无论是国会选举还是总统选举，都是极耗资源的活动。特别是对于拥有百万以上股民，股权高度分散的大企业来说，如果小股民可以按一钱一票的比例投票，董事和董事长都在小股民中拉选票，那么，所消耗的资源也将很惊人。鉴于企业行政权力的重要性，严格来说，小股民也应该直选首席执行官（CEO）。当然，同一个股东大会还应该选出监事会。

更进一步，如果董事会真像国会那样运作，那怕是一院制的国会，也需要消耗很多资源。董事会应该为某个特定的项目或业务设定制度框架，应该为某个特不定期的项目或业务编制预算。但是，这样一来，董事会将深深地参与日常经营决策了，这需要董事会成员的时间、精力和能力，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监事会该干什么？它应该按照董事会设定的制度框架对企业的业务进行日常审计监察，并且接受举报，负责更细致的业务活动调查，对调查中发生的争议进行处理或仲裁。问题是，董事会和监事会参与程度越深，就越容易和行政权发生磨擦。在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严密监督下，行政权的天然倾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事当头，不是当机立断，而是请示汇报备案，时刻准备打官司。这样，三权分立的治理机制将很好地运行，但企业可能日益衰落。

有的读者可能会问，那美国企业毕竟还是普遍在采用这套治理机制，为什么这些企业没有出现你所分析的状况？

事实上，美国企业虽然普遍采用了这套治理机制，但有其形而无其实，到处是漏洞。哈佛大学商学院公司治理专家迈克尔·詹森为我们描述了美国公司的治理结构的实际情形：[1]

董事会文化。董事会文化是董事会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会议室里，客套和谦恭被极力强调，而其代价就是真实和坦率的丧失。……下面这个例子表明了普遍的问题。蒙桑托公司（Monsanto——通常译作孟山都公司，是美国农业化学和生物巨头——本书作者注）CEO约翰·汉雷，接受了一个CEO的邀请：

……加入他的董事会。……“在第一次董事会午餐会上，CEO站起来说，‘我认为杰克有一点点糊涂，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让他来做董事还是首席执行官。’我本应立刻认识到，他不打算对我说的任何事情给予哪怕一丁点儿注意。”因此，事情就这样了解了，一年后汉雷带着厌恶退出了董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