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这个题目谈起来有难度，一是因为“虚伪”这个词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好像无论哪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虚伪的存在。所以，要说它是我们的文化遗存，就必须有充分的理由。二是谈这个话题容易惹人烦，有点儿大言不惭，好像你就是君子的？!

J：是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先做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我们谈的伪君子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不是特指哪一个人或者哪一部分人，而是指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存在，一种群体性的行为模式或者集体无意识。

Z：所谓集体无意识，其实就是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首先”选择的结果。其实，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人，实际上在所有的行为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伪君子”式的表现。所以，为了不惹人烦，我们不妨先预设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自己也非君子，甚至在一些时候也是伪君子。我们分析的是一种包括我们自己的弱点在内的文化现象，不是关于人的特定话题。

J：好啊。先自我认知一下，不要以道貌岸然出现! 同时我觉得还得注意，就是我们的谈话只是分析，而未必是批判。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话题未必就是你我能够说清楚或者得出一个什么正确结论的。

Z：我们可以不得出结论，要的就是分析的过程。因为立论未必成立，所以不能批判。

J：我先说说伪君子的定义，简单地讲，伪君子是和君子、小人对立的是吧？我们的老祖宗说过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么，所谓伪君子，就是表面上要“义”、背地里要“利”，是这样的吧？

Z：哈哈，精辟! 我感觉，我们自古以来的“义利之辩”，恰巧可能是揭开伪君子之谜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中，往往以要“义”还是要“利”来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非常简单，要“义”的往这边走，君子! 要利的走那边，小人也!

J：好像是，小时候看电影，我们不也是一直追问大人，谁谁是好人啊还是坏人？好像我们将人的分类绝对化了，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没有中间态。

Z：就是这个问题。在这样的评判标准下，要做君子，就要放弃物质的利益，追求更加完备的人生大境界，就不能斤斤计较于物质的东西，就得像“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的颜回一样。

J：所以啊，由我们这样的传统延续下来，后来的道德高人都是这样一个模式的：苦自己，甚至苦家人，不管自己的身体，一心为了大众谋福利! 好像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有损于君子风范、对不起人民大众似的。

Z：是的。说到底，可能我们将君子的标准定得太高了，超出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但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人无法、可能也不愿意不要物质只要精神和高尚，同时，又不能暴露自己不愿意追求高尚的境界，所以，就产生了所谓“伪君子”？一方面口上喊着君子的口号，背地里也在追求那怕是小小的物质利益。

J：所以，是否可以这样说，伪君子的产生，是与我们传统中过度追求道德的高尚性和纯洁性，将道德和利益对立起来，用高标准的道德要求“绑架”人的基本物质需求的结果？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与我们的“家文化”传统相关，忽略了社会和家庭的区别，将本来应该以法律和契约来规范的事情，全部以道德来规范了。

Z：这可能就是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本质性原因了，由于“家文化—道德性要求—非契约性安排—上对下的教诲—下对上的责任和忠诚—克己奉上”这样一个链条传动的结果，导致了对君子的“高端”定义，也导致了伪君子文化的产生。

J：人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君子的约定在给人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精神发展空间的同时，没有“委身”于对人的基本物质需求的关照，所以，伪君子就大行其道了。

Z：所以，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在对待物质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公开的标榜永远是“视金钱若粪土”的；可以私下里大概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基本利益。长此以往，就造成了我们所说的“伪君子文化”。

J：说到这里，我感觉这个问题基本说清楚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声明一点，就是我们并不认为传统中一贯倡导的高尚道德要求的内涵有问题，而只是感觉这些东西不应该作为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对道德的要求不能以排斥利益为前提，也就是说，可以找到一种方法，让人对道德的诉求和对正当利益的认可并行不悖!

Z：对!这样一来，“君子”也可以“有其田”，“小人”也可以追求高尚的道德，我们也就不用再费心去研究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了。如此一来，人人都可以真实地生活在社会上，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追求高尚的道德和自我精神的完美，“伪君子文化”也就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