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前冷，雪后寒，太阳出来喜洋洋”
——为什么要展开“GDE新价值评估体系研究”？
赵启正、钱 宏
有关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大裂变、大衰退，各国政要、商界领袖、专家学者、国际组织已经写了太多文章，出了太多的报告，采取了不少有效止衰复苏的措施，包括两次G20峰会达成的共识。
然而，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新他在《为何经济复苏“萌芽”可能枯萎？》一文指出五大不确定性危险：“危险吧：鉴于巨大的产能过剩，目前仍存在通缩风险，这可能会给过度负债的借款者带来可怕的后果；鉴于失业率不断上升，财富遭受巨额损失，低储蓄率国家的负债家庭，可能会将其储蓄率提升至异常水平；鉴于需求和利润骤降，企业缩减投资的延续时间与幅度可能非同寻常；鉴于持续的巨额财政赤字和不断高涨的债务，风险厌恶可能会导致政府借款利率的上升；鉴于对风险更高的借款者的规避，许多新兴经济体可能会陷入资本流入减弱、产出减少、资产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中。”这五大不确定性危险，加上人为因素引发的各种自然灾变的不确定性、吃光“人口红利”后人力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由贪婪无节制可能诱发的社会动荡的不确定性等“八大不确定危险”，构成了用我们的话说，叫做“霜前冷，雪后寒”局面。对发达国家而言，可能是“霜前冷”，而对于新经济体则可能正好是“雪后寒”，但结果和结论，都是在现行世界体系范畴内不可持续。因此，正如马丁•沃尔夫在文章最后，睿智地指出：“全球经济不能回到危机前的状态，因为那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目前，我们处在一个长期且令人痛苦的去杠杆化和重组过程的初级阶段。幸运的是，政策制定者已消除了最糟糕的可能后果。但在脆弱的幼苗长成茁壮的植物之前，仍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既然危机前的世界经济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我们想，这其中应当正视并着手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回溯人类经济行为的统计评价历史，重建适应当下及今后经济社会生态运行价值评估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不改变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这场世界经济“霜前冷，雪后寒”的最大风险将可能是另一次全球“大洪荒”，不管它不再是“天灾”，而是“人祸”——操纵世界的强势精英贪婪的无限制、无节制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满足其贪婪的手段、资源的有限性之间永恒矛盾的总爆发！
但是，毕竟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冲破裹胁霜雪的重重阴霾，也许，人类德性的太阳将再次升起！
所以，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更完整的表达，应当是：霜前冷，雪后寒，太阳出来喜洋洋……
让我们从中国说起。
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把“建设生态文明”提到战略高度，因此，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增长模式、转变政府职能理当成为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历史性任务，而事实上，“三大转变”的历史任务至今依然没有作为常规议题，提上中国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包括各种媒体的主要议事日程。
这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不应当发生的现象。究其原因看似非常复杂，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任何发展方式、增长模式和政府职能，都必然与某种习惯性的评价体系与参量联系在一起。美国人1930大萧条后天才地发明的GDP或GNP就是这样一套评价体系，当中国1980年代放弃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后，就开始逐渐接受GDP的方法，并从1990年代始成为习惯，乃至形成了一种“唯GDP增长率”的行政惯性思维。
去年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出现衰退以来，在中国有两种相反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我们（中国）的GDP基本都是钢筋水泥，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在欧美各国才占20%左右甚至还不到。欧美各国的GDP的组成是以消费为主的，他们消费占70%，而我们的消费仅占35%！”于是，他呼吁政府放弃GDP的增长。与此相反的观点是“既然GDP成为中央衡量各级政府工作的基本要求，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短时间内就是无法协调的，尤其经济起飞阶段。”这在我们各级干部中却依然非常流行。
然而，“新的发展方式”、“新的增长模式”、“新的政府职能”，是相对于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而言，远不只是个环境保护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它们就不只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所以，它们相应地需要一种全对新的“价值评估体系及其参量”作为“参照系”。只要我们的经济社会评估体系依然是以GDP为“参照系”（对各级干部而言基本等于“政绩评价规则”），我们就不可能完成“三大转变”，建设生态文明也至多只能是锦上添花。因此，简单“放弃GDP增长”和把“生态文明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不仅都有失偏颇，也都行不通。同时，“放弃”和“对立”，都涉及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以及中国和全球经济社会运行的现有规则与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现实性问题。
从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到凯恩斯的国家调控，再到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从欧盟建设的历史经验，到美、日、英经济体系，到中国的政府公司化模式。这个世界现在正处于重建重组的过程当中，这次经济危机以后，现行规则肯定会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和调整，中国不能再去依赖某些强势经济实体去继续操纵世界经济运行，而是应该更多的去参与经济的重建，以备新规则形成后被动应对那些对中国和世界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更重要的内容，今天，中国政府应该有更加大胆或更加开放的观点，需要在全球体系当中打下自己的烙印。因为，尽管我相信中国扩大内需，特别是内需增长高于产出增长，那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能够作出的最大的贡献，也是整个世界都期待看到的情况（很显然，中国出口举足轻重程度已经到了：如果进一步下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也必将随之下降）。而从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迅速造成中国5000亿外汇储备蒸发和出口贸易下滑的情况来看，这种贡献，必须在新的世界规则体系中才能真正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