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在"价值中国"网看到张瑞敏先生的文章《中国式管理的三个终极问题》，就中国式管理张总裁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海尔由一个濒临破产的小企业成长为一个国际化的大企业集团，不能不归功于张总裁的高超的管理水平。张总裁在其文章中，谈到中国企业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法治思想难以贯彻落实的问题。

张总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中西差异：1、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设立了一个工厂，我们的人过去告诉美国生产线的工人应该怎么去操作，但是过了几天，按照美国的条件可以再改动一下，美国工人就不干了。他说你前两天告诉我那样干，今天又告诉我这样干，到底哪个是对的。所以不能随便改。这就体现了一个“法”的概念，但是中国工人的这个概念并不是很强烈；2、让日本人擦5遍桌子，但是中国人可能今天擦5遍，明天就擦3遍了；3、海尔把日本的一家工厂并过来，研发了非常好的产品，在全世界都卖的非常好，公司就给这个研发团队特别的一份奖励，结果他们不同意。为什么呢？让这些人来干就开发出很好的产品，如果不让他们干，让其他的人干也会开发出很好的产品，这是我们的决定，而不是他们的能力问题，不可以给他们单独奖励，最后把钱还是平均了。
中西方人思维方面存在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是不是这种差异深深根植于民族性，中国的管理者只能望洋兴叹了呢？在这里，我想简单分析探讨实现中国式管理“法治”化的障碍和途径，因为企业管理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法治化不可逾越。

在中国推行“法治”管理的为什么困难重重呢？

1、中西方思维和行为方式存在差异。中国人偏感性，重视直觉，在管理中更多依靠经验；西方人偏理性，注重流程和制度建设，注重系统思考，注重标准化和知识管理。由此衍生出的问题是，中国人更喜欢灵活和自主把握，而西方人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注重自律。究其根源，中国人骨子里受农业文明的影响大，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在民族性上打下深重的烙印；而西方工业文明、航海文明较中国早，对分工协作、工作流程的认识更为深刻。此外，普遍信仰基督教也强化了西方文明的理性色彩，其行为更讲实用性和功利性。而在中国，国民的信仰则呈随意性和分散性，缺乏信仰或信仰不诚直接影响到行为模式。好习惯的养成和坏习惯的革除绝对不是可以速成的。

2、产权不清晰是又一障碍。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国有企业产权是国家的，是全民的，管理者只是代表国有资产行使管理权。“保姆身份”注定了管理者缺乏勤俭持家、一心治家的动力，加之缺乏相应的行之有效的监督和考评机制，国有经济管理者以权谋私现象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人治”是管理者“喜闻乐见”的。当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垄断性企业可以做得亏损，亏损了照样拿高薪，出现大的亏空也有政府托着。指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自发地树立利国利民的雄心壮志那是天方夜谈。

3、民营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缺乏长远发展的动力。民营企业一般是靠民营企业家打拼兴起，不少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具有偶然性，或选对了某个产品，或抓住了某个机遇，或联系到某个大客户。此类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具备竞争实力，他们并不是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成长的。因而不少知名企业，虽然业绩优良，而实际上并不具有核心竞争能力。民营企业家并不是意识不到这种尴尬处境，但为什么不加快步伐狠抓基础管理和法治建设呢？缺乏安全感是主因之一，如上所述，不少民营企业本身并不强，企业主信心不足、经验不够，在引进职业经理人方面又犯犹豫；其二，国家在政策上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是有限的，而对于其管制却是极严的，不能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等于死路一条。“富不过三代”，中国政策的稳定性是受到质疑的，不少民营企业家并无做百年基业的雄心；其三，法治化和企业管理规范化将大大压缩自由操作的空间。基于以上原因，企业主在基础管理上存在得过且过的心态。听说有些企业家在企业做大后，并无让子女接班的打算，理由是“不想让下一代这么累”。

4、 中国市场化程度不高，企业还是温水中的青蛙。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企业提高效率是必须的，否则就面临被超越被淘汰的结局。而在中国，暂时存在的劳动力等资源价格相对低廉的优势，蒙蔽了企业界的警觉，而这恰恰是危险所在。不趁机加紧法治建设并推行精益生产，不少中国企业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中国人是自由而浪漫的，但自由也好浪漫也罢必须以实力做基础，否则就难免沦落。此外，必须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到60岁，封建社会的遗毒还存在，法治大环境还存在诸多问题，企业推行法治难只是一个缩影。但无论多难，中国要做强，就必须由宪政、民主、法治等环节入手，对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思想文化诸领域进行全面改造。这需要国人痛下决心并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