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造走向创造的实质，就是从效率时代走向创造力时代。
至少，在我个人看来，“效率”和“创造力”是相互冲突的，而导致它们之间彼此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之间管理体系的截然不同。
事实上，所谓的制造等同于生产，而生产管理的最高原则就是效率原则。相对于生产流水线而言，创造等同于破坏—-假如一个流水线上的员工试图创造或改变其中的某个生产环节，他无疑会被视为最严重的破坏生产效率的破坏份子。
可是，知识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知识员工是在创造、而非生产—-“创造”和“生产”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它们所使用的“工具”上的不同（一个是使用体力，另一个是使用脑力），而且表现在它们的人生态度和远景预期的截然不同。
因此，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为效率、还是为创造？既是工业（生产）时代和知识（创造）时代的管理分界线，也是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工作者之间的区分标志点。
当下，中国流行的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其实就是试图从生产效率时代走向自由创造的时代。所谓“中国制造”的几种主要形式，包括了劳动密集型生产、贴牌加工、三来一补等等，其实就是集中于其中的生产环节。
一个现代企业一般来说，至少拥有六个环节：第一产品设计，第二原料采购（供应链），第三生产环节（品质或质量），第四顾客确认（专业化），第五品牌建设，第六终端渠道，这其中，惟独生产环节是价值最低、也是最没有效益的环节。
所以，我总是把中国制造业的管理，戏谑的称之为“生产车间”的管理（所谓“世界工厂”的美誉，在我个人看来，其实是个贬义词）。虽然这其中不乏创造力的偶尔闪现（譬如凤毛麟角的技术发明的产生等等），但就整个组织管理系统而言，它终究是生产方式的管理体系、而不是关于创造力的管理体系。
l 为什么中国制造难以走向中国创造？
制造是关于生产的管理，而创造是关于想象力的管理。
中国特殊语境下的表达，是这样的：制造是对于工人（体力劳动者）的管理，而创造是对于知识分子（脑力工作者）的管理。我个人坚决反对把“创造力管理”等同于“知识管理”，因为知识是用来创造的—-假如知识本身不能拿来创造，那么，知识等同于书本知识。
那么，为什么中国制造难以走向中国创造？这要从中国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入手。
首先，中国社会整体而言，目前是处在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尚未完成工业化的社会转型。“农民工”一词就是一个明证，它是“农民+工人”的缩写，代表着中国社会正处在艰难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
其次，中国整个社会的城市化率，目前不足40%，也就是说，目前依旧有60%的人群生活在农村，而农村本身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农村生活方式。通常来说，农村的生活方式是保守的、传统的、甚至是迷信的，它与知识社会所要求的创造力完全不搭界。
第三，虽然2007年中国在校大学生的数量，破天荒的达到了1700万人，可是，相对于13亿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依旧显的杯水车薪。也就是说，没有足够数量的知识分子做支撑，渴望进入一种新型的知识社会只能是一个奢望。
美国社会是什么时候宣布进入知识社会的哪？是在50年前，它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工人数量和知识工作者的数量之比，从50年前的9：1转到了50年后的1：9。通俗的说，只有当知识分子的数量，大于体力劳动的工人的数量时，才有资格宣布整个社会进入了知识社会，而知识社会是创造力管理的起步和基石。
因此，创造力管理只属于知识社会，而效率管理属于老旧过时的工业社会。
显然的，中国社会的整体，离知识社会还有着遥远的距离。从这个角度来说，创造力的管理离中国企业的管理，也有着不小的距离。虽然这其中不乏某些技术发明，可是，创造力的管理不等于技术发明。
最糟糕的看法，末过于把创造力管理等用于技术发明—-真实的情况是：技术属于工业时代，而想象力才属于知识时代。众所周知，创造力就是产生新思想、发现和创造新事物的能力，这其中，无论是新思想、还是新思维、抑或是新事物，都与“技术”这个词无关，换言之，新思想是创造力的能力，而技术最多只是新思想结出的果实。
中国企业的管理，正在从“质量时代”走向“绩效时代”，显然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只要看看海尔的张瑞敏先生从当初的“不许随地大小便”开始的质量管理，就会知道中国企业对于当初管理的认识，是多么的原始、蒙昧和艰难。
从“不许随地大小便”（纪律），到“砸不合格的冰箱”（质量），再到“人人都是小老板”（绩效），恰好是中国制造业所经历的管理历程的真实写照。它代表着把一个不守纪律、自由散漫的农民，改造成一个守纪律、懂效率的职业工人，是多么的艰难。
所以，我不同意“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提法。虽然它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可是，却不符合中国社会当下的现实。在我个人看来，中国社会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相当数量的制造业（也就是生产企业），这不仅是维持整个社会“就业”的需要，也是从农民转变成工人必须经历的过程，相比之下，“精益生产”的说法，反到是更符合中国制造业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