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盛：您感觉我们中国人这种勤奋是一种融入血液的文化基因还是有其他什么因素？比如说有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很高。
　　
　　 陈志列：我感觉是基因方面。五千年来，一般形容中国人是勤劳和智慧。这个词太官方了，我们就叫勤奋加聪明吧。咱们中国人确实聪明，老外真的慢。别说老外一个公司方案走三个月，是严谨，我看就是慢啊。
　　
　　 说到收入，我看所谓发达国家的人也没有什么好过的。一般人都会算，美国人一个月挣多少美金，然后就乘以七，不能这么算的。我们在中国1000人民币的消费力和在德国1000欧元的消费力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频繁的在海外穿梭很有体会。同样的距离，我们在国内打的需要二十块钱，老外也是需要二十欧元的。
　　
　　
　　 李国盛：研祥初步确定2017年在国际特种计算机领域拿到第一的位置？
　　
　　 陈志列：是的，不过我们眼中的第一不是财富杂志五百强的标准。世界五百强是对全世界的误导，那其实是五百大，千万别提强。他们仅仅是按照营业额算。我们要做全球老大，第一、营业最大，第二、净利润最多，第三、我的市场分布和全球市场分布吻合。这个是2017年研祥要达到的目标。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海外市场是重点。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80%的市场份额来自非中国地区。
　　
　　
　　 李国盛：很多人在谈金融危机带来负面的影响，您怎么看？
　　
　　 陈志列：金融危机从长远来看，看未来两三年的话，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和企业是机大于危的。人民币更强一些，美元将会偏弱一点。我说的人民币是指中国经济体系和影响力。美元是代表的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和影响力。
　　
　　 另外确实中国很多企业受到了影响，有的沿海地区也确实关闭和减产的企业的比例有上升的趋势。我想这对于中国的企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事。为什么呢？一个企业在自己持续盈利很赚钱的情况下，他不会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他只会不断的复制自己的商业模式。
　　
　　 企业只有在自己衰退的时候，企业上上下下才会想自己的商业模式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要做改变，是不是我们商业模式只适合上行周期，不适合下滑周期。
　　
　　 我们很多企业提出要做百年老店。如果全世界的经济是周期性的，这是谁也不能阻挡的。一个周期性假如是六到七年的话，你就得经过十二个周期。如果只能是上升时候企业好，下降的时候不行。企业挺过去一个周期，能挺过后面的周期吗？
　　
　　 这次金融危机是全世界百年来掉的最猛的一次，这个周期波幅是百年未遇的。如果企业能总结出在经济下滑时候自己不至于下的很多，在上升的时候能上的很猛的经验。我想会诞生更多经得起折腾的企业，会有长远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讲，由于这次的金融危机，会让更多企业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找到适合起伏的商业模式。我想对于中国熬过这次周期的企业，会更有理由长大，所以这个真的是机遇大于危机。
　　
　　
　　 李国盛：您不同于很多学者的悲观看法，您还是比较乐观的。
　　
　　 陈志列：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学者都扮演了一个批判和忧国忧民的角色。社会是需要他们的，社会需要有人骂，有人忧。他们对社会的进步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做一个推动。这个社会永远有反对声音才健康。
　　
　　
　　 李国盛：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的作用。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制度的力量要更大一些。陈总在公司内部提倡淡化级别意识，公司的员工如果叫您“陈总”要罚款，您这么做是为了创造有利于创新的氛围和企业文化。不过您也从制度层面对鼓励创新做了安排，比如技术人员可以从产品上市两年内得到些分成。您感觉制度层面的力量和文化层面的力量对创新的推动的贡献比例大概各是多少？
　　
　　 陈志列：对于一个企业来讲，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制度特别明确，这个事做完会怎么样，如果企业有一定规模，制度就很重要。否则一件事情每个员工都找老板问怎么办，老板就指点说这么办，那企业肯定做不大。
　　
　　 制度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我认为先有文化，先有你的战略目标，先有你的核心价值观，才有制度。制度的执行又保证了文化能够彻底的贯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儿是相辅相成的。制度对基层日常的工作的影响大一点，文化对高层的影响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