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最理想的所有权安排是什么？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是无限责任公司。在法律范围内，企业的所有者拥有无限的、不受制约的、不可分割的权力，同时也尽相应的无限责任。经营有红利，全部归企业主。经营破产了，负债了，企业主要倾家荡产归还债务。这样，企业主的动力最强，压力最大，将全力以赴去经营企业。当然，企业可以有多个所有者，但是，每个人都将按比例分到红利，按比例偿还债务。这样，每个股东都将尽全力关心企业，支持企业，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1]
斯密此论是针对有限责任公司。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是负盈不负亏的公司，赚钱了，股东可以分红利；赔钱了，股东的责任只以出资额为限，赔光出资额算数，不需要将家里的田产、房子、现银拿出来，不会倾家荡产。既然有限责任公司负盈不负亏，那么它的经营压力就不足，在与无限责任公司的竞争中就可能败落下来。其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就可能降低风险意识，上一些技术上或市场上不成熟的项目，万一成功了，红利是自己的；万一失败了，风险是银行的或债权人的。这就可能出现过度投资问题，削弱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能力。第三，有限责任公司甚至可能实行策略性破产，将大笔款项从银行贷出来，在经营过程中通过贱卖贵买等手法转移到其他企业去，然后宣告本企业破产。所以，斯密认为，有限责任公司是与“看不见的手”相悖的一种制度安排，将是造成资源无效配置的一个漏洞。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斯密此论不免显得有些奇怪。因为现在两个人就可以注册有限责任公司，谁还去注册无限责任公司，自增责任啊？
但是，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英国是禁止有限责任公司的，斯密的观点当时是主流观点。这话说起来有点长。1553年，英国政府最早批准成立几家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殖民地开发和海外贸易等业务，如东印度公司等。这些企业的成立手续复杂，企业的经营者还有贵族意识，责任心较强。所以，一百多年来，一直经营良好，股东都分得了巨额红利。这样，就逐渐制造了有限责任公司的神话。1711年，又一家从事南美洲殖民地开发和贸易的南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伦敦城里的富人们都抢购该公司的股票，当天就销售出去20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数字。到1720年，各特许经营的股票狂涨，特别是南海公司，业务还没开始经营，股价就涨到天上去了，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南海泡沫事件。泡沫破灭后，英国的大批旧贵新富倾家荡产，英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如果今后发生无限责任公司的破产事件，每一个股东都要被起诉。单个股东不得擅自转卖股票。
斯密就生活在这段禁止有限责任公司的时期，他于1776年发表《国富论》，死于1790年。
斯密死后，工业革命的力量逐渐增强，蒸汽机车、轮船、炼铁厂、炼钢厂、铁路、矿山等企业规模巨大，单靠少数富人的资金已经不够了，但多个富人的合作在无限责任制下却遇到下列困境：
1、 因为无限责任的约束，每一个股东都需要参加决策。如果听任经营者决策，那么自己就可能因为经营者的决策错误而倾家荡产。但是，认真参与每一个决策，意味着股东不但要投入资金，还要投入精力和时间。显然，精力和时间比资金更有限。所以，还是不入股为好。
2、 入股，但是不参与经营行不行？也不是不可以，但需要对经营者高度信任。问题是，高度信任是一种稀缺资源。
3、 一旦入股，不但股东都要参与决策，甚至每个股东的家里人也要参与。因为公司兴衰存亡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兴衰存亡。无形中，这个企业就成为多个家庭或家族的企业。但是，七嘴八舌，很难形成有效的决策。即使公司可以运行，决策效率之低也会难以忍受。
4、 一旦入股，但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抽回资金时，制度上不允许抽回资金。如果允许抽回资金，则股东完全可能在企业风险爆发前夕将股票转让给他人，从而转嫁风险。可是，不允许抽回资金，意味着只能动用长期闲散不用的资金，这筹资难度就更大。
这样，就出现一个严重问题，即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这个矛盾只能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化来解决。但是，与马克思同期有一位叫约翰·穆勒的思想家，兼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找回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度，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穆勒也关心工人。但是，他的办法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是建议工人成立生产合作社。但是，这种合作社采取什么形式？如果是无限责任的，那么只有合作的几个工人当事人的资金，远远不足以起动合作社。能不能让富人提供资金，参股工人合作社呢？这就需要有限责任制。穆勒在英格兰发现，虽然法律禁止有限责任制，但是，在“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中，已经有这种有限责任的合作社。参与合作社的股东分两类，一类是“活跃的”合伙人，既出资又经营；一类是“睡着的”合伙人，只出资不经营。“活跃的”合伙人要负无限责任，而“睡着的”合伙人只负有限责任。受此启发，穆勒在英国国会为中产及劳动阶级储蓄委员会作证，证明有限责任公司可行。1855年，英国国会通过立法，给现代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找到了相应的所有制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