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发现了《晏子春秋》的竹简本，从而证实此书并非伪书，且成书年代较早，六朝人伪作的说法不攻自破。关于著作者的另外两个观点：一、晏婴本人所作；二、墨子门徒假托，经过历代学者的反复论证，现也已被否定，现在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战国时期[1]，并且中后期说占了主要地位；关于作品的学派归属，前人多有争议，[2] 我们认为，虽然用诸子学派的观念衡量，将其列入儒、墨都可以找到根据，但不能把它就归入哪一家，“亦儒亦墨说”也不确，因《晏子春秋》的思想比较复杂，几乎集儒、墨、道、法家思想于一身，只能说《晏子春秋》包含了很多墨家思想的因素，其中墨家思想对《晏子春秋》思想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
一、《晏子春秋》之总体精神之一是墨家思想
1、《晏子春秋》中直接用墨子的评价作为一种标准，可见作者是景仰墨子及墨家之道的。
《晏子春秋》这部书中所宣扬的思想景仰墨子之道，《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景公问圣王其行若何晏子对以衰世而讽第五》中云：“景公外傲诸侯，内轻百姓，好勇力，崇乐以从嗜欲，诸侯不说，百姓不亲。……晏子对曰：“其行公正而无邪，故谗人不得入；不阿党，不私色，故群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敛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国之地，不秏小国之民，故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众强，故天下皆欲其强；德行教训加于诸侯，慈爱利泽加于百姓，故海内归之若流水。……墨子闻之曰：‘晏子知道，道在人为，而失为己……故晏子知道矣’”。这里间接赞扬了“不阿党，不私色；薄身厚民；不侵大国之地，不秏小国之民”之道，而此道正是墨家兼爱之道。《内篇杂上·景公恶故人晏子退国乱复召晏子第五》亦载：“公自治国，身弱于高国，百姓大乱。公恐，复召晏子。诸侯忌其威，……共贡入朝。墨子闻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穷矣’。” 这里直接假托墨子评价晏子，可见作者是景仰墨子及墨家之道的。故柳宗元《辩晏子春秋》认为：“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着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辩晏子春秋柳宗元 河东集卷四）这里柳宗元认为《晏子春秋》是墨子门徒假托说固然不确，但“为是书者墨之道”是没有问题的。
2、《晏子春秋》中包含很多墨家思想的因素。墨家的主要思想“兼爱”、“尚贤”、“尚同”、“非攻”、“尚俭”、“节葬”等均可在《晏子春秋》中找到。如《内篇问上·景公问贤君治国若何晏子对以任贤爱民第十七》载：“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穷；从邪害民者有罪，进善举过者有赏。其政，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穷；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不从欲以劳民，不修怒而危国；上无骄行，下无谄德；上无私义，下无窃权；上无朽蠹之藏，下无冻馁之民；不事骄行而尚司（同），其民安乐而尚亲。贤君之治国若此。”仅此一段就包含了“兼爱”、“尚贤”、“尚同” 思想。 这一点墨学专家张纯一总结得很好：“周季百家之书，有自着者，有非自着者。晏子书非晏子自作也，盖晏子殁后传其学者采缀晏子之言行而为之也。……其最恉曰：‘为人者重，自为者轻。’吾今乃知晏子后知晏子者，墨子一人而已。综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如曰：‘先民而后身，薄身而厚民。’是其俭也，勤也，兼爱也，固晏子之主恉也。夫儒非不尚俭，未若墨以俭为极；儒非不尚勤，未若墨勤生之亟；儒非不兼爱，未若墨兼爱之力：此儒墨之辩也。然儒家囊括万理，允执厥中，与墨异趣也。晏子儒而墨，如止庄公伐晋，止景公伐鲁伐宋，是谓非攻；曰‘男不群乐以妨事，女不群乐以妨功’，是谓非乐；曰‘不遁于哀，恐其崇死以害生’，是谓节葬；曰‘粒食之民，一意同欲’，是谓尚同；曰‘称事之大小，权利之轻重’，是谓大取；曰‘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是谓尚贤；曰‘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行之难者在内’，是谓修身：皆其墨行之彰彰者。又必垦辟田畴而足蚕桑豢牧，使老弱有养，鳏寡有室，其为人也多矣，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所谓事必因于民者矣。政尚相利，教尚相爱，罔非兼以正别，况乎博闻强记，捷给善辩，前有尹佚，后有墨翟，其揆一也”。（晏子春秋校注叙）[1]当然其中也有片面之词，但的确说明《晏子春秋》中有大量的墨家思想因素，下面笔者分而述之：
二、《晏子春秋》吸收了墨家“兼爱、交利”思想的因素。
《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兼爱”，认为天下治乱决定于能否“兼相爱，交相利”。 《晏子春秋》亦有这些思想的因素，如《内篇问上·景公问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对以问道者更正第十一》云：“景公问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对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爱，故民不以相恶为名……此盛君之行也’。”其中的“薄于身而厚于民”、“为政尚相利， 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爱，故民不以相恶为名”正是吸收了墨家的“兼爱、交利”思想。再如《内篇问下·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晏子对以先民后身第十一》载：“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诛；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有司不侵，民和政平；《内篇问上·景公问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对以先行义第十八》亦载：“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爱民为法，下相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遗，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先民而后身”、“上爱民为法，下相亲为义”与墨子“兼爱”之说相一致，也说明其中有继承墨家“兼爱”思想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