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啊，好不容易交了4年学费、挤破了脑袋熬出了头，终于要毕业了，却碰巧赶上了几十年不遇的全球金融海啸，就业不完蛋了吗？

以前说就业难，是指找到一份工作简单，但找到薪酬较高、待遇较好、还有很好的发展机会的工作就难了。现在的就业难似乎更提高了一个档次：就连再也普通不过的、可替代性极强的工作，大学生都似乎在拼、在抢——也就是说，把美好的工作环境打破、把期待的薪金高度拉下来、把几年后买车买房的理想踢到九霄云外，这些还是不能保证你能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更别提我们有点“奢侈”的生活梦想。

但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堂堂“学士”（可谓脑力劳动者一族），非要跟一帮体力劳动者抢工作？“学士”怎能跟农民大叔一样成为市场上你死我活的竞争者？大学生怎么就沦为了大白菜？（农民兄弟为国家和人民创造的福祉比某些贪官污吏多了去了，在此对比大学生与农民工，没有歧视农民工的意思。术业有专攻，我只是想说：学士做的事情应该跟农民兄弟不同，但“应该”的事情总是理论上的东西，现实中有太多“不应该”的事情正在发生）

人类文明进化到了今天，社会内部各层面充满联系，今天的大学生就业难，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它们不是像教科书里写的那么死板而让人丧失学习兴趣，它们活生生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影响着我们当下的幸福感。让我们来看看其内在的逻辑。

一、大学为啥要扩招？——1997年经济软着陆使然

地球人都知道当下的大学生就业难跟全球金融海啸密切相关，但却很少有人想到就业难跟1997——2001年的国家政策有深刻的关联。实际上，1997年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就已经注定了大学生今天的境遇。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前15年改革的基本成果是价格自由化。从火柴涨1分钱都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到1989年“价格闯关”，国家逐步放开了价格，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了下海经商的浪潮，中国经济也开始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变，居民从有钱也买不着东西转向有钱不知道怎么花。1997年正好是中国从短缺向过剩转型的关键一年，当时国家经济遇到困难：国有企业改制出现体制性漏洞，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腐败滋生，发生大面积亏损，通货紧缩，加上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出口压力增大，经济状况堪忧。

当时政府面临如下几个难题：1、通货紧缩，国内消费不振；2、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量职工下岗待业，同时还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要就业；3、住房单位化、公费医疗与养老退休制度使得政府收入不足，无法应对当前危机。

于是，拉升国内消费成为最紧迫的问题。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要实现经济软着陆，怎么着陆呢？他提出：

1、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目的并非为了下岗，而是尽快盘活国有资产，让它们为国家盈利，创造社会价值，但副产品是：造成大面积国有职工下岗；

2、把老百姓的8万亿储蓄存款花掉。怎么花？

A、义务教育变成不义务，大学教育搞大范围的扩招与收费。1998年，中国开始了大学生扩招的步伐，老百姓一看好哇，只要分数基本够，我花钱，我孩子就能上大学了！当时扩招“眼前的好处”多多，背后的考量是：1、刺激国内教育消费；2、缓解青壮年的就业压力；3、提振国内大学的基础设施教育，大学校园扩建潮、高楼大厦平地起，一派施工繁忙的景象——拉升GDP，度过经济难关。

B、住房改革搞货币化分房。住房市场商品化迅速推行，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商出现，地方政府开始把“卖地”当成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卖完了城市里面的地不够，还要到城乡结合部、村镇一级向农民强行征地，给他们极低的补偿，把他们赶入城市打工。城市化进程被迫出现，转型期与发展期的矛盾与成就并显，农民工成为了城市建设最大的功臣，也成为城市低端劳动力的主力人群，他们默默承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本。

C、医疗改革废除公费医疗。政府亏空的养老机制废除。居民要看病，就得自己掏钱。于是，储蓄再次被迫拿出来消费，但这种消费不是享受型消费，是为了保命而不得已的消费。这种消费没有弹性，其中还包含着民众的不满情感，一旦国家政策有所转向，这部分消费马上会变成防御型储蓄——把民众的生存需要转化成消费，来自于压力而非自愿，所以并非长久之计，更不是善治之举。

3、彻底反腐败。以上的这些措施并不是造成我们今天新三座大山的罪魁。朱总理不是傻子，他明白，以上的这些措施，必须配套“彻底反腐败”，中国的转型才能真正走出来。其逻辑在于：在彻底反腐败成功的前提下，民众的生存压力虽然因改革而加大，但清廉的政府会重新分配价值、限制权贵资本，遏制社会两极分化。有了法治与产权保护的市场，在短暂的剧痛之后，会让百姓尝到更多的甜头，中国社会会逐步走向良性的共同富裕之路。

然而以一己之力碰撞顽固的利益集团，其结果可想而知。没有反腐败措施下的消费刺激，使得民众的短期负担成为了长期负担，政治改革没有与经济改革配套的结果，必然是今天摆在百姓（包括大学生）面前的“新三座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