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关村将打造以海外高层次人才为代表的人才改革试验区；上海以浦东国际人才创新试验区为突破口建设国际人才高地；广东以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为依托建设人才特区；无锡提出“5年建成人才特区，10年建成东方硅谷”……

近段时间以来，各地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相继出炉。记者发现，各地在科学谋划未来10年人才发展蓝图时，纷纷加速布局人才特区建设，以期抢占人才竞争制高点。

人才特区“特”在哪？怎样建设人才特区？哪些人才政策和体制机制需要创新突破？记者采访了中关村、滨海新区、无锡等人才特区建设的实践工作者及相关专家。

聚焦“标准”——

人才特区“特”在哪？

人才特区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源禀赋优势，使政府政策措施与人才集聚地本身优势相匹配

人才特区更多地反映在政策和服务的特殊上，具体体现是人才资源的快速集聚、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

人才特区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名称，在概念上源自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与一般区域的经济发展、人才政策、工作模式等方面相比较，人才特区应该具备哪些核心要素和特别优势？

“人才特区建设要有一定的标准。”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力说，“根据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人才集聚载体建设上取得的成功经验，人才特区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源禀赋优势，只有当政府政策措施与人才集聚地本身优势相匹配时，才能避免资源浪费，形成人才集聚效应。”

滨海高新区的建设标准是，每年引进国家及市级“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创业人才10人以上，引进海外人才200人以上，海外人才创办企业数保持在200家以上；配备100人以上的各类专业服务团队；每年规划建设10万平方米以上的留学生创业园及产业加速器；每年提供1亿元以上的专项资金支持，带动形成100亿元以上产值。

“这个标准涵盖了人才聚集和引进、创新创业载体空间和政策扶持等方面，体现了人才特区建设的特定目标、特别模式和特殊环境。”刘力说。

“人才特区的显著特征是，在数量上表现为人才集聚度高，在结构上表现为人才与产业的融合度好，在质量上表现为人才的创新度强，在效益上表现为人才的贡献度大，在发展上表现为人才的实现度优，在环境上表现为人才的开放度宽。”无锡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骁说。

日前，无锡高新区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确立了人才特区的标准体系：定性方面主要体现为领导的重视程度、体制机制的创新、工作网络的建立健全、目标任务考核制度的建立等指标；定量方面主要体现为引才数量和质量、高端人才的贡献度、新增知识产权的情况、承担省级以上国家项目的情况、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R&D占GDP的比值等指标。

“人才特区的特殊性不只局限于人才方面，还表现在政府体制机制、产业发展、环境建设等多个领域。”大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栾庆伟认为，人才特区更多地反映在政策和服务的特殊上，具体体现是人才资源的快速集聚、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应从人才聚集程度、人才创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人才特区建设水平。

聚焦“政策”——

特殊政策从何突破？

打造人才特区，关键在于抓好政策创新和完善

以超常规的力度，研究制定一些有重大突破性的政策

在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科技型中小企业就好比一颗种子，政策支持就是雨露，只有经过雨露的滋润，才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政策扶持是人才特区建设的必要保证和前提条件。打造人才特区，关键在于抓好政策创新和完善。”栾庆伟说。

班加罗尔之所以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印度硅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包括对其软件行业实行零关税、零流通税、零服务税政策，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多方面的优惠政策。

创新型企业的成长一般要经历种子期、初创期、高成长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和政策需求都不同。种子期和初创期是最为艰难的阶段，这一时期企业会遭遇资金、人才、经验等方面的瓶颈，最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

“人才特区的使命是促进人才创新创业，落脚点是要形成助推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的机制。”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人表示，人才特区建设应当按照创新型企业成长规律，创新金融支持政策：在种子期，政府应采用无偿小额资助、服务补贴等财政手段对企业进行扶持；在初创期，政府应采用财政出资的权益资本——种子资金扶持企业；在成长期，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向企业投资，帮助上市前期的高成长性解决融资难题。

“人才特区的特别政策，不仅仅是现有政策的自然延伸或修补完善，也不仅仅是其他城市创新政策的照抄照搬，而是要以超常规的力度，研究、设计、制定、落实一些有重大突破性的政策，来满足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需求和生活需要。”2010年7月29日，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在全市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只要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政策领域，都应该去探索尝试突破；对于国际通行但国内政策尚没有明确做法的，应该先行先试、创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