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对于中国商人而言是个不祥的年份。 在全球性的股市不振、楼市萎靡、金融风暴、企业倒闭等经济衰退潮中，长期沉浸在商业狂欢之中的中国商人遭遇到零年代以来最致命的打击。如果说这种打击是商人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必然要承担的周期性风险，那么，在“汶川大地震”、“山西矿难”、“北京奥运”、“毒奶事件”等一系列被放大的宏大叙事中，中国商人的微妙处境则向世界展示了这个特殊群体的中国式命运。
在“汶川大地震”中，以房地产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遭遇了“逼捐”的尴尬处境；在“山西矿难”和“毒奶事件”中，中国商人充当了刽子手的残暴角色；而在“北京奥运”这个全球最盛大的“商业仪式”中，中国商人的身影却隐没在民族主义的激情泡沫中。吊诡的是，在2008年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危急事件中，中国政府虽然屡逢险境，却表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危机公关能力，也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官员的政治智慧。
“官”、“商”两种身份的不同境遇似乎提醒了我们的历史记忆。自秦汉以降，“官”与“商”在由“士－农－工－商”四大阶层构成的社会垂直体系中分居上下两端，是社会距离最远和阶层落差最大的两大群体。但历史的辩证法就在于，“官”与“商”两大阶层又常常溢出这种结构性的框架，在僵硬的体制之外达成最亲密的接触，从而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创造出一条条捷径。在这双重框架之下考察中国的商人，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先天不足的社会阶层自始自终存在于一个巨大的阴影之下。这个阴影就是“官”。它像一个巨大的身份前缀，修饰着中国商人的面容，指引着中国商人的走向，同时也左右着中国商人的命运。我们将中国商人被赋予的这种历史性存在归结为“官商传统”。
“官商”的历史形态
中国商人作为一个大规模群体的出现是在商朝（公元前1711年—公元前1066年）。历史学家考证，夏朝中期商部落首领王亥驯服了牛并发明牛车，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物品出现剩余，王亥便率领族人到其他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于是其他部族的人开始称其为“商人”，他们从事的行业也被称为“商业”，王亥则被尊为“华商始祖”。这个“以商为业”的部族在公元前1711年推翻了夏政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商朝。这个以“商”命名的政权表明，商人在专业分工不发达的先秦时代一度是国家统治者。
但商人执掌国家政权的历史相当短暂。商朝之后，中国商人逐步失去了绝对统治地位。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出现了管仲、子贡、范蠡、白圭、吕不韦等著名商人，但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阶层已基本成型，从而大大削弱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到了战国晚期，商人的地位更是急转直下。秦国商鞅变法把农业生产放在富国强兵的首要位置，而对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商业采取了抑制政策。这一政策到了汉朝被发扬光大，并用儒家伦理学说将其意识形态化。
此后，以“士-农-工-商”排序的社会阶层结构统治了中国近2000年。“士”是读书人（也有少数人认为“士”是指地主阶级）；“农”是农民；“工”是小手工业者，“商”是商人。表面上看，这四大阶层形成从高到低的阶级排序，实际上，他们构成了两对关系范畴：农与士，工与商。“农”代表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被统治阶级，“士”代表了农业社会的上层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相应地，“工”代表了非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被统治阶级，“商”则代表了非农业社会的上层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商”被安排在四大阶层之末，正是农业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对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商人及未来社会形态的潜在统治者的极端敌视。
从明朝中期开始，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缓慢而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微观征兆应是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地方商帮的相继崛起。他们包括徽商、晋商、陕商、鲁商、闽商、粤商、宁波商、洞庭商、江右商和龙游商。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是晋商和陕商。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解决北部边防粮食供应问题，朝廷鼓励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晋、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尤以晋商发展最为辉煌。明清时期晋商积累了巨额财富，“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家资千万者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晋商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
当代学者研究发现，晋商大族多数起家于贫寒：渠家起家于小贩；王家起家于卖豆腐；常家则起家于背着褡裢小买小卖的“行商”。其他的晋商大族基本如此。也就是说，地方商帮崛起的人力基础是传统农业社会中被统治者所警惕的游商小贩，而不是被统治者视为社会稳定之根基的“本分庄稼人”。在重农抑商政策极其苛严的明清时期，这些地方商帮的此起彼伏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他们只能在“官－商”的根本对峙中寻求“官”赋予他们的一线生机（晋商在明朝政府的“纳粮中盐”政策中发家就是一个典型）。
“官商传统”形成
中国商人阶层真正崛起则是始于晚清时期的政治变局。这个深刻的历史转折点发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晚清，其标志性事件是“洋务运动”。根据“工”与“商”的关系，商人的崛起必然要建立在小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以及现代工业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基础之上。大举引进西洋工业的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工业填下了第一块基石。洋务运动后期，李鸿章痛感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在于“患贫”，因此提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主张，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一批民用企业及具备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也随之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