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假定之演变

The Evolution of Humanity Hypothesis

尹毅夫

人类对人性的假定，却屡经改变。然而为了简明叙述起见，就拿三分法来说，那就是“性善”、“性恶”和“可善可恶（blank page concept）”三种不同的观点来分析。

就儒家哲学言，此三种不同的观点都存在。孔子和告子都属于第三类。

第一是“可恶可善”之说：其特点为坚信“人性”之可变性和人格之可塑性。孔子拿一个“移”字来解释人性，但他同时又承认本性之存在，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认为“上智”和“下愚”的人，前者是天生的圣哲，不须要经过教育学习的过程，自然为圣贤，也就是生而知之的。至于下愚，也许是白痴，也许是天生愚劣，无法造就。此外，绝对大多数的人全是可“移”而为可善可恶的人。王荆公曾进一步予以解释，谓人可分为上、中、下三类。所谓“上人”，乃是“穷亦君子，达亦君子”的上智；“下人”就是“穷亦个人，达亦个人”的下愚，幸好这两种人占人类的百分比甚小，而大多数的人，则为“穷则为小人，达则为君子”的“中人”。很是和柏拉图把人分成“金人”、“银人”和“铁人”的三分法（Plato, The Republic）近似。他们共同的缺点，是未能将人性和本性分开，究竟有没有“上智”（上人、金人）和“下愚”（下人、铁人）这样顽固难“移”的人，很值得怀疑。若从近代以乐观的观点来看人性，就彻底把笛卡尔（Rene Descartes）认为：“人是生而具有与生俱来的意念和一些难以改变的本质。”的这一假定给推翻了：无论从心理分析学、心理治疗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总认为人类“最佳和最坏的行为倾向，并非源自其部分一成不变的和生物的本性，而是由社会过程所决定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生本如一张白纸，其“人性”乃“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因而重视人性形成的过程，认为人性并非生而如此，实为学习所使然，因而否定了佛罗伊德（Sigmund Freud）的假定，说生物及创生的因素，是人性形成的基石，而认为唯有环境的因素，才是决定人性和人格的本源。那么孔子、柏拉图和王安石的三分法，虽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可获得不少的证据，但就人类的真实情况来说，除了天赋的智慧有所差异以外，似乎难把“上智”、“下愚”看成是与生俱生而不疑的。

第二是“性恶”之说：谈“性恶”最早的人，首推我国儒家大师的荀子（约公元前300——230年左右），他说：“今人之生性，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之人情，必出之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

荀子以人之“恶端”为出发点，才断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同上）。”有了“性恶”的观点，因此主张“礼治”，拿礼义法度为手段，“以矫（音：‘脚’，纠正）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优化人之情性而导之”，及其趋于为善，故荀子又说：“櫽括（音：‘引扩’，矫正竹木弯曲的工具）之生，为构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同上）。”

就像慎到论“势”，说：“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族，若磨之隧（《庄子·天下篇》）”，申不害的谈“术”任“数”；尹文子的定“名分”，曰“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度多少，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法定之乱，以简治煩惑，以易御险难（尹文子）。”商鞅言“法”，主张“赏厚而信，性重而必（《韩非子·定法篇》。）”和诸家之说，乃产生一位集法家大成理论家的韩非子，曰：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音：‘士’）人之为我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百世无轮矣。……不恃赏罚而恃自喜之民，明主弗贵也（《韩非子·显学篇》）。”又曰：“君人者，设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己。……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用人篇）。”

韩非之论，其出发点端在“性恶”的人性假定，一舍其师荀子的“礼治”，才能唯“势”、“术”、“数”、“法”、“名分”之综合运用是赖，后世实行“法治”者，若诸葛武侯、张居正等，虽未必悉依韩非之说，一味以“性恶”看人，然亦深受其影响。

在西方关于这一辩论的论点，乃是对人性的看法：其中心问题为“人究竟是一个目的呢？还是一个手段呢？（Whether man is end or a means?）”的争辩。前者为“性善”，后者为“性恶”。而成为对人性乐观和悲观看法的两个极端。

悲观主义的代表，当以马奇维里（Nicolo Machiaveslli）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为翘楚。马氏说得最刻薄，他认为由于人类天生具有反叛和不合作的行为，故统治者必须严格地和无情地加以控制。一个统治者必须撇开一切道德问题，应不惜任何代价，而且要尽其所能施以压制，冀以达成其统治的目的。因此他认为一个作领袖的人：“被恐怖远比被拥戴为贵，因为人类的天性是不感恩的，善于辞辩的伪君子，他们是急需要免除危险，而同时贪得无厌地为了获取个人的利益。”虽是马氏的目的，并未完全以人民为统治者的工具，而为人民着想，但是他认为只有统治者方能深知人民的目的是什么，而且如何去作，那么统治者最好的统治方法，就必须采取残暴和欺诈的手段。霍布斯以为人总是时刻在追求名望、特质的占有和权力的夺取，所以它永远生存在“与邻人竞争”不安和恐怖中。故谓：“如果两人同时追求同一目标时，若不能两人均分同享，则彼此即成为仇敌。”这正表现出远过于荀子所假定的人类“恶端”，因此，力倡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央绝对的权力或“巨灵（Levi´athan-独裁君主或国家）”，来严格执行法律，实施制裁。马、霍两氏都认为人性之所以如此自私和富有侵略性，爱是经由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所获致经验的产物，而远超过生物遗传的结果，所以才主张设计一套政治制度，以严密拘束和控制人类的行为，藉以维护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