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两面”从组织外部来看，就是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一面是企业内部的生产方式，另一面是企业外部的社会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生活方式决定生产方式，而不是相反。

从一则旧闻说起：1943年，德鲁克受通用公司CEO斯隆的邀请，开始了对通用长达两年的研究，并于1946年撰写了《公司的概念》一书。但书一出版，德鲁克与斯隆之间的矛盾变暴露无遗。因为德鲁克在很多方面质疑了当时如日中天的通用汽车，其中最为斯隆诟病的就是德鲁克在书中写道：企业主应当将工人视为一种资源而非成本，致力于培养有责任感工人以及一个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今天，我们已经将“自我管理”以及“人是一种资源而非成本”等等，视作了经典的管理名言，可在当时的斯隆听来却是忠言逆耳。

斯隆一直搞不明白：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从哪里来的？其实，站在企业个体的角度，是“看不见”社会责任的，只会看见企业是一个赚钱的机器。

只有象德鲁克一样成为一个旁观者，才会看见企业的社会责任。德鲁克自诩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我发现了管理学，并把它嵌入到了社会中”。事实上，企业是生长于社会环境中、而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于真空中。社会环境和企业个体，作为组织外部管理的一体两面，它们之间是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就犹如土壤之于禾苗一样：土壤提供养分供禾苗健康茁壮生长（不提供养分的土壤，不称其为土壤）；同时，假如禾苗（向土壤）只索取、而不贡献或不承担责任，最终的结局只能是禾苗死去或者两败俱伤。

“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法制与道德的双重底线，是不能逾越的（所谓法制底线，就是社会的强制惩罚；所谓道德底线，就是企业个体在社会中的声誉）。相反，一旦逾越就会因彼此之间的责任缺失，导致整个社会生态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感慨一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很传统/也很道德的国家，在社会责任上，其实道德底线大于法制底线。譬如，万科的CEO王石在中国遭遇四川特大地震灾害后，曾经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捐款”应该适可而止（大意）。他的言外之意，正常的/可持续的捐款，要比非正常的一次性的特殊捐款更重要。没想到，这句很理性的话，却如同捅了马蜂窝，一时间斥责/漫骂甚至煽动人们不要购买万科的股票，铺天盖地的一起席卷而来。至此，王石终于领教了中国式“道德的力量”：逾越法制底线似乎尚可获得原谅，但不要试图挑战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最后，王石是通过“低三下四”的收声并且追加捐款，才得以了结此事。

它也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不同的地域下或不同的国度里，同是“社会责任”但概念以及程度或范围是不一样的。

不过，仅仅承担社会责任，构不成所谓的“社会生态”。一个显著的证明，就是：许多企业已经承担起了双重的社会责任，可它们依旧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有人把消失的原因归咎于市场竞争的残酷，但实际上，它们的消失与市场竞争无关！

譬如，我个人的一段经历，是这样：早年，我在浙江创办了三家寻呼台，可就在我制订了一份详细的战略计划书并将目光瞄准了同业竞争者时，我的企业却迅速的消失了，原因既不是在与对手竞争中败北、也不是战略计划本身的缺陷—-事实上，那份依据产业角度制定的战略计划，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依旧是那么的“完美”—-消失的原因，只有一个：整个寻呼业作为一个产业，在中国整体性的消亡了。

这更象是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残酷游戏：当一方准备消灭另一方时，它们却同时被消灭了。而隐藏在背后的那只黄雀，就是社会。

许多人并不知道：“社会”意味着什么？实际上，社会作为一种制约性因素，意味着一种潮流，意味着一种方向！相反，一切反潮流或反方向运行的东西，都会被社会潮流涤荡的干干净净。迄今为止，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里，明显萎缩甚至是消亡的行业或产业（包括了百年老店、传统手工行业等等），至少不会少于一百个。同时，在中国三十年前已有的两千多个岗位或职业中，至少三分之一已经在社会上消失—-这些传统行业或传统岗位的消失，几乎无一例外的要归功于社会本身的进步和历史演进。

事实上，比竞争对手更可怕的，是来自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巨大动荡！它不仅会淘汰一批旧行业或旧产业，同时，也会催生一批新产业或新行业。

因此，洞察并预见社会的未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战略。譬如，诺基亚的前身，是芬兰的一家木材纸浆厂，假如不是1992年时任诺基亚CEO的奥利拉富有远见地洞察到：未来的十年将是“电信十年”，并且专注于移动电话业务，那么，它至今可能依旧只是诺基亚河沿岸一家不起眼的传统制造企业。迄今为止，诺基亚通过不断的剥离非核心业务，一跃成为了世界通信业的巨头。实际上，与其说是诺基亚的战略拯救了诺基亚，还不如说是诺基亚的战略顺应了社会的潮流和方向，来得更为真实和恰当。

l 社会的方向：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

有一种生物叫“极端生物”，它可以在一些人类惟恐避之不及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它们栖息在北极冰冷的海水中，高浓度的碱水湖泊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