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能拯救农民的，只有知识分子。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知识分子从出生到现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拯救过谁。不但如此，从过去到现在，知识分子连对自己的拯救都没实现过。

　 我们要先搞清楚，古代的士大夫是儒者，而不是知识分子。

　 在古代，一个人读书，绝对不是为了写书，而是为了做事。“君子当思有为”，重要的是有为，而不是著作。做事有很多种方式，其中一种就是“制作”，制礼做乐，齐民风俗。自孔子以降，所有的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术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展开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怎样才能恢复先王之道，致君尧舜，使民淳朴。

　 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制度在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变革，古礼已经越来越不可考证了。儒者在做的就是这个工作，钩沉钓隐，发明幽微。所以，我们平时所谓的儒家的以吏为师好象不对，其实是我们自己不对。只有吏才能得其位、展其志，才有资格制作。学者横议，终究只是横议，东林党人固然算是清流，但明朝灭亡的帐上，他们那一笔始终没有勾销。

　 知识分子，这是启蒙以后才有的概念。在古代，只有士大夫，没有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所谓的“独立”、“自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分工的背景下才产生的。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当然要跑官、做官，只有做官，才能做到有为。现代知识分子用古代士大夫依附皇权来批评人家，是因为自己堕落，依附于现代资本主义分工体系，而不是因为士大夫堕落。

　 现在那种流行的动不动把士大夫叫做知识分子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故意混淆视听。

　 中国的启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急风骤雨的过程。说它漫长，是因为从1940年到现在，这个过程仍然没有完成。说它急风骤雨，是因为在辛亥革命以后到1920年代，这段时间不过十年，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就已经完成了。士大夫的人格理想坍塌了，人生道路设计也崩溃了，知识分子从社会人变成了学院人，从原来士大夫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变成了躲在社会的一个角落里乱发议论，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痒”、指望着“在书斋里革命”。

　 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好象一直很活跃，但是，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政治的核心地带，始终只是在政治斗争的边缘和夹缝里徘徊。没错，CCP早期的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或者说主要是有知识分子主导的。但是，比这个事实更重要的事实是，实现这个群体的社会目标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井冈山上的枪声和延安的民主实践。如果是陈独秀一直主导着CCP，中国现在还在KMT的训政时期折腾呢。不要说民主权利，就是吃饱穿暖，都是大成问题的。

　 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连自己的拯救都没实现过，或者更严厉一点说，他们从来都没意识到，对他们而言，更需要被拯救的不是中国农民，而是他们自己。朱自清饿死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事件，而是一个精神事件，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事件。朱自清饿死这件事说明，在一个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背景下，知识分子自己根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只有等着别人施舍，一旦别人不再施舍了，就只有饿死。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在斗争，前有杨杏佛，后有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都死在他们的敌人的枪口下了，而且是黑枪，连公开的审判都没有。在他们之外，还有无数知识分子生活在恐惧和肌饿里面。而最后把他们从恐惧里解放出来并给他们饭吃的不是别人，正是一支由中国农民组成的军队。想想1920年代，那些辩论黄包车夫问题、辫子问题、妇女问题的知识分子们，是多么的趾高气扬，多么胸怀天下，但最后不是他们的“关注”拯救了这些人，而是这些人联合起来拯救了他们。

　 似乎很有些人喜欢一相情愿地把毛泽东也当成一个知识分子。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要是他还是知识分子，他就不会带着人去井冈山，也不会带着红军从瑞金走到延安，又从延安走到北京，最后走向世界。他在1921年到1926年这段时间内，就已经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过程。当他做出那些判断的时候，凭的不是知识分子的论证本事，而是他作为一个农民对中国的深刻理解。

　 CCP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党向工人农民党的转变才解放了全国，毛泽东完成了小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才成了一代伟人。这里面的启示应该说是足够大的。没想到过了近百年之后，我们居然又回到了原点，有人又开始做知识分子拯救农民的春秋梦。坦率说，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那种自以为是的小知识分子情结病。

　 历史过去证明了，未来还会再一次证明，什么时候改了这种毛病，完成从知识分子下降到工人农民的自我转化，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政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