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皖酒发展而共商大计的安徽白酒发展战略论坛“双轮”峰会，前不久在双轮集团隆重举行。由于这届峰会邀请到包括沈怡方、高景炎等酒界权威在内的100多位业内外人士的积极参与和直抒胸臆，使得这次峰会的内容和意义已远远超出“皖酒”范畴，不少论者的观点不仅对皖酒而且对全国白酒的发展颇具启示和借鉴价值。
笔者从众多论点当中概括提炼出以下四方面观点，希望与大家共享并进一步加以探讨。
观点一：辩证看待“集中度”
集中度差，这是白酒品牌、白酒企业乃至整个白酒产业现实发展的一大阻碍。
安徽目前究竟有多少个白酒厂家？没有一个准确数据。从亳州到古井，区区20公里的沿途，竟有不下10几家酒厂在生产；阜阳等三个市县周边地区，更有大小酒厂60余家；放眼全国酒企，何止3.7万这个数！那些未被统计或者根本统计不上来的小酒厂、小作坊到底有多少，从来没人说得清。
白酒业产品过剩、品牌过滥、恶性竞争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集中度”过差。而要想铲除这些痼疾、实现规范运作、理性经营，产品、品牌、企业乃至市场向优势企业、优势品牌集中势在必行。
要“集中”就需走向“垄断”。然而，历经近20年残酷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何白酒产业至今仍然“优”未胜而“劣”难败呢？
安徽双轮集团总裁刘俊卿的回答可谓一语中的：
首先，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比较晚、路程短，垄断白酒的巨头企业尚未形成；第二，中国现行的财税体制限制了酒类大型企业集团对全国白酒业的垄断。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各地方政府为发展当地经济、扩大税源就必须大力兴办和扶持自己的当地企业，所以地方保护和本位主义倾向在所难免，市场因此而形成割据。由于市场人为地被分割，使得中国白酒由分散走向垄断注定要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
市场被分割、产业集中度差，这对中国白酒业来讲既是灾难又是希望。对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这种市场割据状态恰好给他们提供了得以充分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客观上为那些有可能做大做强的中小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刘俊卿认为，绝不要以为现在的“酒业大王”或名酒大腕们就一定会是明天的垄断巨头，绝不是这个概念。实际上，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那些目前带有“优势”色彩的名优酒厂相当程度上仍在吃过去的老本儿。伴随市场竞争的加剧和这些老酒企“肌体”的老化，许多老名优酒厂很可能会逐步垮下去；而有些不知名或者尚未出现的企业，凭借其良好的机制、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旺盛的竞争实力，很可能多年之后会成长壮大成为未来中国白酒产业的一代巨擎！市场经济没有不倒的品牌，也没有永恒的市场。中国白酒走向垄断和集中，这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然而现实的“大”并不代表未来“大”，任何“大”都来于源于“小”，任何“强”都产生于“弱”，这才是最朴素的辩证法。
观念二：“改制”是“妙药”但绝非“灵丹”
由于白酒企业日趋艰难，于是“改制” 便成为不少人寄希望于爬出低谷的“救命悬梯”。中国加入“世贸”，带来国有向民营转变的历史性趋势，而国家在非“国计民生”产业积极倡导的“国退民进”政策，更让白酒行业近年来改制成风。
不少酒企的成功改制确实给行业树立了典范。著名白酒专家高景炎指出，河北承德的“乾隆醉”酒厂原是一家小企业，改制后其产量和效益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人均利润在全国白酒业位居第四；山东中轩集团，改制后其产量虽不算大，但人均利润竟然超过“五粮液”和“茅台”，全国酒业第一。这些企业改制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走出了一条“国退民进”、员工股份制的路子，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紧紧捆绑，极大调动起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积极性，机制新而活力增。
白酒权威沈怡方认为，从大的方面说，改制实际上是要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了； 从小的方面看，改制则有助于深化解决白酒企业“政企不分”的弊端 ，克服“国企病”，使业内广大有作为的企业家真正放开手脚，专心致志去搞经济。但他同时强调，改制成功与否关键是要看企业真改制还是假改制。那些中小企业改起来比较容易，也很有效果；而那些大型企业集团（包括一些传统名优酒厂）改制难度就相当大，有些虽然名义上“改”了，但观念、机制没多大变化，还是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改制就很难有作为。
应该说，近年来白酒企业的改制可谓五花八门，有些改制是真正的“市场”行为，有些则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改制的目的有些是确确实实想要解决体制问题，有的则纯粹是为了上市或融资；改制的企业当中，因经营艰难不得已而为之的多，未雨绸缪自觉自愿的少；特别是国有大中型和名优酒企，走过场的多，真正“触及灵魂”的少……
双轮集团总裁刘俊卿认为，改革是“妙药”但绝不是“灵丹”，不是万能的，它是企业为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是过程而不是目的。对于那些观念僵化、经营彻底陷入困境的企业来说，无论怎么改恐怕也无力“回天”。相反，改制的弊端却很可能在这样的企业里得以“充分体现”：职工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领导借“改制”变国有为私有从而中饱私囊等等。
针对人们的某些认识误区，刘俊卿特别强调指出：国有、集体企业效益下滑其实不仅仅是“体制”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企业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明确，企业的经营状况与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不成比例。譬如，赢利企业与亏损企业、纳税上亿元的企业与纳税几万元的企业，其经营者的收益几乎相同。这种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了企业经营者对企业责任心下降并不安于企业的经营。所以要解决国有、集体企业效益下降问题，最关键的应该是尽快明确企业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倡导高绩效、高收入，拉大经营者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国外数千万美元年薪的经营者不乏其人。而且，西方企业资产拥有者通常并不是经营者，可企业办得却很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明确了企业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观念和机制上的变革比起企业产权体制本身的变革要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观点三：“通路”以后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