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之差”，现代汉语辞典里写道，“是指一个念头的差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让犹太商人动了“官商勾结”念头，大概始于11世纪。其目的是利用君主的战争野心和国库空虚，引诱欧洲各国政府主动向犹太人借款并在威尼斯口岸购买他们的军火，而借款和交易的游戏规则都是由犹太人制定的，官府必须遵守。当然犹太人也会通过行贿，让官僚匍匐在他们的脚下，若不能达成目的或不能控制官府，他们则以暗杀或退出来控制风险。
使徽商动了“官商勾结”念头，大概始于明代。其动机是依附于官场、霸占资源、倒买倒卖。结果凭借封建政府赋予的种种特权或好处，还真有几个徽商发了大财，这就给其他徽商以强烈暗示，“官商勾结，搞垄断经营才是商人的最高境界”。当时每个徽商的最高理想都是进军官场，他们不惜代价以结交官府为荣耀，他们以极端方式遵守着官场潜规则，并用大部分利润去保住手中的垄断经营权。所以说，“掌握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极端遵守潜规则”是二个商帮文化的分水岭，也是导致二个商帮“一荣一损”的主要原因。
徽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帮，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的三百多年里，他们富甲一方。但是到了100多年前，这支商帮却突然覆灭，人死了、钱没了、商号倒闭了，妻子孩子四散而去。据考证，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依靠勤劳和精明发家致富，之后，他们便不再热衷于进一步扩张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他们不仅没有全球化的野心，他们还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花费于官场，捐纳功名，进行各种方式的政治投资，精心打造“局部利润根据地”。与犹商相比，徽商经营模式复杂而充满变数，需要商人具备政治家的智慧、谋略和眼光，因为徽商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人脉和官府，而不是产品、技术、资本和市场。
一、徽商最闪亮的是创业精神
徽州地处安徽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抱，层峦叠嶂，河流交叉。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更加可怕的是，这里根本不宜耕种，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大批中原人口迁入，使地少人多的矛盾激化。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徽州人意识到：“上天关闭了农耕之门，却打开了经商的大门”。徽州的水上交通极为便利，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徽州的茶叶、木材、山货、野味和土特产品也极为丰富。很快聪明的徽州人发现了一条商业规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导致了中国各省的物产是此歉彼丰，各省的物价也是此贵彼贱。根据这一规律，徽州人作出了“从事长途贩运”的经营定位。他们把苏浙的棉布、丝绸和徽州的茶叶、竹木运销到四面八方，又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粮食运至长江下游销售，还利用运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运至江南，再把江南的特产运往北方。徽商崛起的初期，他们就是在这种从东到西、由南至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交流中，徽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徽州人经商，一般先是经营本地出产的茶叶、木材和文房四宝，尔后贩卖外地的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等，再往后是“奇货无所不居”，也就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但是，徽商的这种“什么赚钱就做什么”的经商思路，在中国古代商圣范蠡看来，却只能获得小富。因为“小富勤劳出，大富天成就。”对于区分谁能成就小富，谁能成就大富，商圣范蠡有几个原则：第一，做生意是不能用一万块本金去挣一块钱。因为这种做生意的方法就像农民种地一样，播下的是麦子，收获的还是麦子，这种人肯定饿不死，但也绝不会成为富人。商人的经营哲学不应该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农民哲学，商人应当能够做到‘种瓜得豆，种豆得瓜’。农民一年收成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天运”，而对于商人来讲，更重要的成败因素是“人运”，这就是所谓“人气到、自生财”的道理。第二，相比之下，那些懂得利用节假日、习俗和人们生活需求赚钱的人，他们的确具有商业眼光，他们懂得观察时机，能够照自己的预想从海边贩盐到内陆出售，然后又在内陆收购农产品到海边去贩卖，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生意做大了就会设立自己的商铺。但这些人的财运也就到此为止，此后不会再有大的发展了。因为他们是典型的逐利之人，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属于那种看到下雨就去卖雨伞，看到天晴就去卖拖鞋的商人，只盯着眼前的利益，并以此作为他们的经营之道，但是，生意场并不是一个投机取巧的行当。第三，一个做大买卖的人是那种不管下不下雨，他们都是雨伞照卖、拖鞋照卖的人，因为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那些只热衷于挖空心思地去追赶市场潮流的商人，他们会在追赶潮流的过程中遇到挫折，这就是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说，做大买卖的人，他们至少要能够根据五年之后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经营策略。拿犹太人的法典《塔木德》中的话说，就是：“你能看到的未来有多远，你的事业就能走多远。”
对于徽商成败，徽州人胡适曾说：地处高山深谷的徽州，农业收成只能满足三分之一的口粮，为了活命，男人们不得不背乡离井，“以贾代耕”。徽商出门，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干粮和炒米，到了一个地方落脚，只要有水喝就可以聊以充饥。在徽商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出门带着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意思是，一条用来捆绑行囊和货物，一条用来捆绑赚到的银子，另一条用来上吊。当时的徽州人就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要么衣锦还乡，要不就客死他乡”，所有徽商都是以没有第三种选择的思想而投身商海。胡适认为，徽商之所以能够跃居十大商帮之首，是因为他们以钱财珍宝结纳权贵，形成“官商合谋”之势。于是，徽商顺利地拿下了最赚钱的买卖，“经营盐业的垄断特权”。之后，便是高价卖盐、贱价收盐，从而暴富天下。但是，徽商并不是专业的商人，他们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通过财富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对于从商，他们一直有着一种莫明的自卑心理。徽商的另一“致命弱点”是，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长期留住已经赚到手里的钱”，意思是，徽商并没有设计针对天灾、人祸、国破、家亡以及失去靠山的应对策略。因而在战乱与动荡面前，他们竟然毫无自我的保护能力。
二、最聪明的徽商：鲍志道
乾隆年间，徽州歙县鲍家诞生了一名男孩，取名鲍志道。他自幼读书，但终因家境贫寒生活困难，不得已中断了学业，走上了经商之路。志道出门时，看着身无分文的志道，母亲便从箱柜的底层拿出一直珍藏着志道婴儿时的穿戴，将他小时候虎头帽上镶嵌着的那枚“康熙通宝”铜钱取下，放到志道的手心里，语重心长地说：“儿啊，这可是我们家仅剩的一文铜钱了。今天给了你，以后咱家的兴旺就要看你了啊！”
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所以，徽商创业初期基本上都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鲍志道翻山越岭，昼夜不停的往江西的鄱阳赶。他听人说，那边有乡亲做生意，去了以后希望能得到乡亲的引荐和帮助。一路上，他渴了饮口山泉水，饿了吃块冷饭团，困了就在树底下歇会儿，吃尽了千辛万苦。到了鄱阳后，他一边帮人打工，一边学习会计，后来积了一点钱，就离开鄱阳，来到浙江金华做些小生意。再后来为寻找更好的市场，他从金华又到扬州，从扬州又转徙湖北，这样碾转奔波，但始终未能找到一块立足之地。20岁时，志道又一次来到扬州，对于鲍志道来说社会就是一所大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