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管理学理论几乎全都起源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商学院要不要教授西方管理学理论，以及中国企业要不要受这些管理理论的指导，我认为答案本来就是显而易见的：几代学者基于深入的观察与思考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不是“本地制造”的就加以排斥。既然是理论，第一应该假设它可以适用，第二才去考虑哪些地方可能不适用。
但我们的学术界却似乎有着相反的倾向，关于西方管理学不适应中国国情的假说长期盛行。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林毅夫教授在刊登于《经济观察报》上的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商业教育”的记者访谈中，发表了他对中国商业教育模式的一些观点。其中心思想是，西方的商学理论和经验是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不一定适用于我国；因此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忘掉这些理论，以“无”的心态去看现象，不断地寻找新的因果关系。
林教授是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家，又有着7年的成功经营美国Fordham大学在华项目“北京国际MBA”（BiMBA）的经验，对国内MBA教育的走向无疑会起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在北美商学院前后学习了6年，对国际主流的商学院教育理念深具信心，又已投身中国商学教育数年的学界后辈，我对这样的观点却不敢苟同，而且忧心这些观点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包括理论认识上、企业实践上，以及商学院发展方向上的混乱。下面我阐述个人的不同看法。因为我本人是在（战略）管理学领域，所以主要以管理学作为商学各领域的代表来说明问题。
科学视野中的西方管理学
管理学被视为广义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既被称为“科学”，管理学的发展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基本上遵循了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规范和发展途径：假设的形成是基于已知理论和对新现象的观察；理论的推进是通过否定与经验数据（“事实”）相悖的假设、（暂且）接受未被否定的假设来实现（波普的可证伪原则）；与已经形成的范式（paradigm）一致的理论推断可以被假定是正确的，直到某一天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证明它们是错误的（库恩的科学革命观）。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人类知识的累积性。新的理论和知识是建立在已有理论和知识的基础上。即使是以建立新理论为目标的归纳式的（inductive）、定性的（qualitative）研究，也不能完全脱离相关的文献基础。
但是林教授的观点却与这些学者们耳熟能详的原理大相径庭。为了说明中国特殊制度环境的影响，林教授在采访中强调，一个好的理论家，尽管有了现成的理论，但他下次看到一个现象时，还是必须以“无”的心态，重新去认识这个现象。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无视前人在理论上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将使得人类的认识在重复的劳动中循环不前。
在管理实践上，这样的指导思想会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我以战略管理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战略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理论，是一种简化和解释世界的认知结构，从而指导着一个企业或企业家的行动。因此确定战略的过程与理论发展的过程有着类似之处。战略一旦建立，“每次做事时就不用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一遍”，例如，如果既定的战略是坚守主业，就没有必要每天重做一遍行业机会评估；如果战略分析的结论是公司最具有实行差异化品牌战略的条件，就没有必要紧跟对手的每一个降低成本的举措。否则，只会让战略制定者自己和员工一样无所适从。而林教授所说的要以“无”理论的心态去认识每一个现象，恐怕只会让人陷入每天早晨问自己“今天先洗脸后再刷牙是不是更好？”这样的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
我想以林教授的学识素养，未必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为了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了凸显BiMBA是一个基于本土的MBA项目，才出此语。这种说法迎合了国内广为流传的、似是而非的论调，即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我认为这种论调的产生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是对西方管理学理论体系理解错误，第二是对西方管理学理论内容了解不足。
先说第一点。理论体系内部有不同的“系统状态”（system states）。在每一个系统状态下，理论所揭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会有所不同。举例来说，战略管理学极为重视权变（contingency）的概念。某种战略在某个权变量（contingency variable）的一定值域上可能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在另一段值域上却可能呈负相关。比如研究表明在充满商机的环境中，高比例的外部董事将抑制企业的创新性，而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外部董事则有促进创新的作用。好的理论应该揭示事物之间在这些不同的系统状态（商机的多少）下的（治理结构与创新之间的）不同关系。所以当我们声称某某战略在美国适用而在中国不适用，因此这种战略所基于的西方某某理论不适用于中国时，也许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只了解了这种理论的一部分，即在美国这个系统状态下战略与业绩的关系，而忽略了其他的系统状态。换句话说，理论本身也许并没有错，只是我们原来观察到的现象还有限。而战略管理学的核心任务，本来就是调查何种战略在何种环境下更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