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中国繁荣富强这一使命尚未完成。论者可以各有其说,但是无法否认的一个简单明确的事实是,繁荣富强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即现代公司,还没有在中国真正发展和壮大起来
在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61-1865年)于1863年说完政府“民有、民治和民享”不过十几年之后,美国第19任总统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1877-1881年)就说,“人民拥有、人民治理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是公司拥有、公司统治和为公司服务的政府”。发生这一巨变的原因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一项伟大发明——《1862年公司法》。由这一公司法所创建并赋予其自由的公司,开启了工业化、全球化和现代经济增长的伟大历程。
公司是构成现代世界的最基本组织
黑格尔曾经预言,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将是国家,马克思认为将是公社,列宁认为将是政党,希特勒也认为将是政党。历史上的一些圣徒和贤人认为世界的基本单位将是教区教堂、封建庄园和君主国。所有这些预言都错了——当今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组织是公司。公众持股的巨型股份公司决定着这个世界的基本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
股份公司是人类少数几项伟大的制度创造,是西方世界繁荣的基础,是余下世界未来的最好希望。普通民众的工作和生活与这些巨型公司之间的相互联系程度就是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标尺。如果没有股份公司,我们现在生活所依赖的很多东西是不会发明和生产出来的。
今天一些全球最大公司,甚至已经脱离了民族国家的控制,成为统治世界的力量。公司创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0%以上,吸纳了全球就业人口的80%以上;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全球最大10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全球100个最小国家的GDP总和;全球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的销售收入。
只有弹丸之地的荷兰,凭什么率先步入现代世界?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荷兰人最先发明了现代股份公司制度和支撑股份公司发展的证券交易所。在欧洲的历史上,国家的经济决策第一次由商人们做出,而不是由王室、一小撮统治者或教廷来决定。通过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制度,经济权力广泛分布于人民手中的荷兰,战胜了经济权力集中在王室手中的西班牙。
人类有史以来统治世界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大英帝国”,凭借有限责任制、债务人监狱和专利法三大法宝,以股份公司为主要载体,启动了轰轰烈烈的产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历程。
英国产业革命的三大法宝及其现代形式:
专利法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债务人监狱 个人破产制度
有限责任—公司制企业 公司治理系统
公司的历史是一个非凡的“传说”。起始于政府主办的一种慈善组织的公司,却伸延到了各种领域,改变了地理、战争、艺术、科学,甚至是语言。公司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提高了生产率,同时也是因为它们具有人的大部分权利,却并不象人那样具有生物上的局限性:它们不会因为年老而死亡,并且他们可以如愿地生产大量后裔。
自从最初的经济生活开始,商人们就在为他们的经营活动寻找一种能够“分担风险、分享回报”的方式。欧洲中世纪法律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法人实体(bodies corporate)”——市镇、大学和基尔特(guilds)具有超越其成员的生命。十六和十七世纪,欧洲的君主们创造了“特许公司”实现他们帝国扩张的梦想。这些特许公司之一的东印度公司,以一只由26万当地人构成的军队(这是英国军队人数的两倍)“统治”着印度。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当时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最终将现代公司背后的三个伟大思想集成到了一起:它可以是一种“法人”,具有和自然人一样的能力从事商业;它可以向任何数量的投资者发行可交易的股份;这些投资者可以享有有限责任,这样他们最多只是失去已经承诺给企业的金钱数量。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伟大发明——《1862年公司法》,是公司制企业制度发展的转折点——从特许制到注册制。公司的设立不再需要得到议会批准,公司的业务也不再像特许制时期那样,限于一些具体的具有公益性质的领域。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设立一家从事普通业务的公司。唯一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7个人签署公司章程进行注册,和使用“有限”字样以警示债权人不能向股东追索1。英国这部1862年公司法迅速被其他国家所模仿,越早进行这一模仿的国家,越早进入经济现代化的历程。法国是1867年,德国是1870年,意大利是1882年,股份公司的成立无需再经过政府的批准。从此以后,成立一家股份公司要做的仅仅是举行一次全体股东会议,选出一个董事会即可2。
公司是发达国家一项最大的竞争优势
为什么中国有四大发明,却没有产业革命,从而落后于西方了?为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从而使中国在追赶西方的道路上又落后于这个曾一向是中国学生的东邻岛国了?这两个问题的原因是一个,就是认识上的误区和法治上的落后,使中国没有给予公司这一现代商事组织和现代经济增长主体以足够重要和独立自主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