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主义
晚清是历史送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绝好机会。一方面有与尼德兰类似的民族矛盾的助力，另一方面，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带来的国家权力下移和地方绅权的崛起(杨国强《太平天国的起落和清代国家权力下移》)，形成了一个与中世纪的欧洲非常类似的群龙无首、各行其政的局面。如此庞大的帝国，在革命党人的几声乱枪中，居然像扑克牌屋一样悄无声息地倒下，张謇等人以一己之力，能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都与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然而，两千多年的传统岂能如此善罢甘休，很快它们就要还魂了。“明治维新一声炮响，在自由主义的表皮下送来军国主义；十月革命又一声炮响，在社会主义的表皮下送来极权主义”(秦晖《从引西救儒到兴法反儒》)。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主义”泛滥的世纪。正如当年的清廷、孙中山和袁世凯都以自己的方式与张謇越行越远，二十世纪的不同的“主义”最后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完了从联合资本到抛弃资本、从利用资本到打击资本、从创造财富到掠夺财富的过程。
为南京政府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江浙财团，最后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其代表人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陈光甫，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曾在晚年感慨：“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1927年3月，蒋介石带领北伐军进驻上海。犹豫再三的陈光甫担任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先后为蒋介石政府筹集了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但站稳脚跟的蒋介石并没有停止掠夺之手。南京政府通过直接借款、发行国库券、控制中央银行等方式攫取财富，欲壑难填。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一步步被政府兼并，连最大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被改组为官僚资本银行。到1935年前后，官僚资本垄断金融业的局面已经形成。
财富掠夺的最高阶段是金融掠夺。金融掠夺的最高阶段是恶性通胀。只是这一招使出来之后，一个政权也差不多该寿终正寝了。1935年，南京政府法币发行额4.5亿元；1937年抗战前夕，发行额为14.8亿元；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发行额达5744.1亿元。到了1948年，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物价水平与抗战前夕相比上涨3492万倍。1948年8月，辽沈战役一触即发之际，南京政府决定发行金圆券，规定私营银行不得收兑、持有或保管黄金、白银、银币和外汇，一切外汇资产必须向政府申报登记，并将现金外汇移存中央银行保管。这无疑是对大众的一次赤裸裸的掠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被迫按规定申报登记外汇资产692万美元，如果不是毕业于宾州大学的陈光甫在美国交游广泛，长袖善舞，悄悄把绝大多数外汇资金转移到了美国，这次基本上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该关门的时候了(左玉河《陈光甫：中国的摩根》)。
南京政府时代，资本至少还可想方设法努力维持其相对的独立性，手握国家权力的掠夺者在国内、国外都还有所忌惮。左手国家机器，右手意识形态(即政教合一)的新中国政府双剑合一，玉宇澄清，从法理层面、道德层面、甚至是信仰层面上完全取消了私营企业存在的基础。从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到国共战争期间、再到建国初期的对资产阶级相对温和的政策都只是特定历史形势下的权宜之计，形势不一样了，政策立刻发生了变化。开始的团结利用的方针，很快转向了“利用、限制、改造”的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1949年在讨论《共同纲领》的过程中，政府制订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明确提出对资本家要团结、争取，刘少奇在天津还大讲“剥削有功论”。1952年，政府发起了“粉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五反”运动，资本家就变成了打击对象，一夜之间，从万人仰望的偶像沦落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资本家们不仅对前途没有信心，连自身存在的价值都成了问题，只好一死了结。仅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五反”之后，公私合营运动顺势推出，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结束时，私营企业干脆就不存在了(杨奎松《建国以来中共资产阶级政策》)。
回到陈光甫的例子。1948年，战局大变，陈抵达香港。北京方面虽然屡屡向他释放善意，但他一直称病，观望拖延。与陈相反，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资耀华结束在哈佛商学院的研究和考察，回到了炮声隆隆的天津。当年守身如玉般保持自己民营身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次再也无法抵挡国有化的大潮了。参加完1949年9月的全国政协会议后，资便开始为该行实行公私合营奔走。因该行的特殊背景，未果。为了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资将总行改为总管理处，并将其由上海迁移到北京。1952年“五反”运动爆发，银行业全行业统一实行公私合营。资耀华先是被隔离审查，然后被派到类似资料室的部门工作，历经各次运动的批判，矻矻终老，与世无争。
与南京政府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国有化，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留下的是官僚资本的骂名，而这次广大工商业者则是甘心情愿，争先恐后。意识形态的魔力可以大到什么地步，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可惜，市场不相信魔术。不管打着什么旗号，权力跨界资本的结果都是财富创造者们丧失了创造的积极性，生齿日繁，而大锅里的饭越来越少。城市公私合营之后，是1958年农村的人民公社运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很快就要化为饿殍。阿马蒂亚·森强调饥荒更大程度上是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造成的，掌勺人独占了大锅饭。其实，在这种权力大一统的体制下，掌勺人又能占到多大的便宜？“四大家族”中蒋家、陈家之清贫，基本是共识。据学术界的考证，宋家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富裕。唯一可以坐实贪腐的也许是孔家，然而他也未必富可敌国。财富都到哪儿去了？其实这问题首先就问得不对。没有了财富创造者，财富从何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