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开创的私学，教育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培育君子。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过107次，可以说其频率是相当高的。韩愈把师道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实际上，传道授业解惑只是途径描述，通过这些不同途径要达到的目标是育人。而在育人方面，孔子是当之无愧的先师。

　　君子一词在西周就已经大量使用，但早期的君子之称是社会等级的标志，同庶人相对应。《诗经》中君子一词出现相当频繁，达一百多次，基本上是指社会地位而不是道德品质。当然，西周的德治，强调君子应当具有良好的品行。然而，应当具有和实际具有不是一回事，上等社会中既有正人君子，也有“硕鼠”和“南山雄狐”。西周的礼治体系，只是给“上等人”提供了成为君子的更多条件和机会，并不能保证统治集团人人都能成为道德楷模。有时，《诗经》中使用君子还是一种讥讽，如《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就是一例。不过，当时人们对君子应当具有的品德已经形成了社会共识。即便是《伐檀》中的讽刺，也是以君子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相参照的。

　　春秋时期，社会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的社会等级被打乱。面对这种变化，社会如何治理？孔子认为，治乱在人，社会的混乱，在于道德的堕落。从此，“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成为后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滥觞。这个“治人”，就是君子。能否成为君子，不在于是否身居高位，而在于是否人格高尚。与在政治思想上以仁释礼相应，孔子在君子一词的使用上，开始把君子这一概念由身份推向人格，即把身份秩序转变为道德秩序。不具有道德水准的人，应当排除在君子之外，归于小人（个别言辞如《先进》中的君子野人对应之语，孔子依然保留旧义，采用了身份性的划分标准，这恰好说明正是孔子进行了这种语义转变）。由此，孔子说的君子，同西周前期的君子，在解释顺序上打了个颠倒。西周的君子是因为其社会等级在上而应当具有良好的道德，孔子所说的君子却强调因为其道德的高尚而成为社会的楷模。在孔子的大力倡导下，君子由表示社会地位的等级概念，转变为表示道德品行的人格概念。这个转变意义重大，从此以后，君子小人之辨就成为社会管理的要旨。区分明君和昏君的基本标准，就是看其“亲君子，远小人”还是“亲小人，远君子”；历代治乱的基本逻辑，就是看贤良在位还是奸佞当道；而治国理家的根本，就是培育上位者的君子人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是否属于君子，要看是否具备了仁、义、孝、友、忠、信、宽、恕、恭、敬等品德。

　　君子不是天生的，而是养育出来的。西周的君子，要通过官学体系传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办私学，依然要教给学生六艺。不过，时代的变化使孔子对君子的解释由身份转向人格，也使孔子对六艺的关注由外在形式转向内涵。例如，同样是讲礼乐，有些人仅仅重视礼乐的形式而忽视其内涵，讲五礼，更多地关注其仪式器物而忽视其情感仪容；讲六乐，更多地关注钟磬音色而忽视其和谐功用；至于射箭驾车，相当多的人仅仅把它们看作一种技术；书法的六书，实用技能的九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实用性而非思想性的。孔子对这种倾向十分反感，反问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就连射和御这两种实用技术，孔子也要强调其养育人格的意义。关于射箭，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强调君子以谦让为美德，反对竞争，认为如果非要竞争的话，那么射箭就是最恰当的。因为射箭肯定要争是否中靶，然而，即便是这种志在必得的竞争，也要谦让对方优先，遵守规则，登台、下台、射箭后的饮酒，每一步都要揖让。负者饮酒，更是体现了对失败者的尊重。显然，与其说射礼是培养竞争心态，不如说是培养谦谦君子。而这种谦谦君子，正是竞争公正性的必要保证。否则，没有“费厄泼赖”的竞争，就会厚黑横行。正是孔子对六艺内涵的展开，使君子的标准变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六艺成为道德仁义的载体。

　　《论语·先进》中有一段很有名的对话：有一次，孔子同他的四位弟子聊天，问各人的志向。子路回答说：千乘之国，外有强敌，内有饥荒，我去治理，三年可以御敌。孔子笑了。冉有回答说：纵横几十里的一块小地方，我去治理，三年可以富民。孔子没有点评。公西华说：我愿意不断学习，做一个祭祀或者盟会的司仪，不失礼节，心愿足矣。孔子不答，而是转身问正在鼓瑟的曾晳，曾晳放下瑟起身答道：我的志向与前面三位不一样，暮春季节，有五六位朋友、六七个孩子一起郊游，在沂水里洗浴，在舞雩台上感受春风，唱歌咏诗，载兴而归。孔子喟然叹道：“吾与点也”（我赞同曾晳啊）。前三人出去后，曾晳单独留下问孔子：他们三人的志向如何？孔子回答说：各言其志而已。又问：先生为何笑子路？答：为国以礼，子路毫不谦让，所以笑他。又问：难道冉有说的不是国家？答：纵横几十里也是国家啊。再问：公西华说的不是国家？答：宗庙祭祀和会盟，正是国家大事，如果公西华说的是小事，还有什么是大事？对这段对话，历来有多种解释。但从常情推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子路在孔门子弟中最莽撞，孔子对他呵斥也比多，他率先发言而且志大气粗，遭到孔子哂笑，所以其后弟子越说越小，以显得谦虚。然而，在孔子看来，前三位弟子的对话，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小，但涉及的问题越来越重要。子路的“有勇知方”，是强国之路；冉有的“可使足民”，是富国之道；公西华的礼仪主持，是文明象征。这三位弟子仅仅从表面上看大小，似乎越来越谦虚，实际上都属于治国安邦的大事。他们的失误，是只看到大小事务的表征，而没有看到判断大小的内涵。第二，关于“吾与点也”，历代解释更为混乱，本文认为，这正是孔子人本思想的一种表达。从强国到富国再到文明，都离不开人，所以养育君子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孔子把治理国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教育上，而他所说的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更不是僵化的记诵朗读，而是潜移默化的人格培育。“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境，曾晳说的可能是春游，而孔子想到的更有可能是教化，所以才会引发喟叹。孔子的教学，经常以这种带上几个学生郊游聊天方式进行。如何把弟子培育成真正的君子，这是孔子竭力而为的。孔子一直认为，育人是治道之本。例如，当“达巷党人”称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时，孔子以射和御比喻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古代的兵车上有射手和御手，御手是为射手服务的，成名的是射手。孔子这句话，就相当于现在说的甘当人梯，可以作为孔子教育思想的又一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