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研基本医疗与就业创业等属共生存范畴应按生存公有规律操作

近来，网上热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北大教授张维迎有关“增加大学学费”论。我同多数人一样，对此嗤之以鼻。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目前的中国学校里，穷人的孩子比例只占10~20%”；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问题”。

北大教授张维迎称高校收费太低穷人上不起学，“一个真正好的机制，是可以收费高，但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还说，“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万元，一年的学费4千元，剩下的1万6千元都是政府在补贴，这是穷人补贴富人。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比如说，学费就可以收2万元，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

首先质疑茅先生观点。第一个问题是，凭什么说穷人的孩子上学比例只占10~20%？中国穷人多富人少，仅就农村10亿农民来说就有近2亿多家庭，平均每户三个小孩，则有约6亿农民子弟。这其中90%以上的都是穷人。第二个问题是，增收的学费可用来增加奖学金和助学贷款？这没有任何经济学根据。增加的学费是学校收入，除发放教师工资、添置教学设备外，就是学校利润。增加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由政府政策决定，跟提高学费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学生是学校客户，不是其团体成员，无法保证享受学校利润。现在由学校统筹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发放都只是形式上的典型性的，不可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其决策者或责任者只能是教育部。

其次质疑张先生观点。问题一是，本科生一年的成本2万元如何得出？学校教学设施由国家配置，而且是重复使用的，实验课很少，主要成本就是教师工资。问题二是，所收学费的80%花在奖学金上几乎不可操作，用于发放教师工资奖金倒是阻止不了。前几年扩招增加的学费基本上用于教职工和校领导增发工资、奖金就是实证，而且穷学生多而富学生少，富者不足以补穷者。

最后质疑二位先生的共同观点。问题一是，二位先生的高学费思路想必来自发达国家的现实与经验，却忘记了社会主义为广大群众服务的宗旨。这种抄般的普通人思维不应出自经济学家之口。问题二是，学校是科教基地，没有将富人子弟所交学费转移给穷人子弟作奖学金助学贷款的功能。问题三是，高学费意味着穷人富人一样要多交上学费用。奖学金是奖励学习先进分子的，助学贷款是帮助穷学生上学的。增收的学费进入了学校，怎么可能将增收部分全部用于穷人上学呢？何况在就业十分困难的今天助学贷款越多学生走向社会成家立业的压力就越大。在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再高的学费收入也不够学校开支，不够其用于增发工资、奖金，更不可能转化为奖学金和助学贷款。

顺便说一句，经济学家何以称之？理论观点不出自天理地道人情的学者，那么他们的言论同普通百姓就不会有本质差别。现在当官发财凭权力、女人功名凭姿色、鸡犬升天行巴结，社会关系下到处是公鸡下蛋的故事，到处是母鸡下蛋见不着蛋的丧心事。茅先生、张先生同样是公鸡占了母鸡巢——不会下蛋的假母鸡真公鸡，称之为经济学家倒象是胡诌公鸡为母鸡。何况人还有自己的私利立场，提出增加大学学费不能排除其别有用心。

当前不可涨学费

首先，CPI不断创新高，经济通胀下大谈涨学费，岂不是有意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现在就业困难，花高学费读书违反经济意义，提高学费无疑会压缩生源，使很多青年人失学，使一些学校进入招生困难中，如是落实普及教育的国策更加困难。

其次，现行5千至万元的学费已远远超出城镇普通居民的收入。现在的社会人平工资尚不足2000元，多数人收入在800至2500元之间。自扩招以来，农村进城上大学的青年占了多数，农民家庭小孩多，家庭年收入普遍在万元以下，不吃不喝也供养不起二个大学生。

第三，教师工资少则3000元，高职称高学历者年薪在30万元以上，远远超出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教师已成为垄断收入群体，脑体倒挂问题几年前就已解决。

第四，从学生成才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读书从来都是靠自己并非靠他人教。在统一教材的情况下，去学校读书的主要原因不是去找老师，而是去接受学校的学习气氛和纪律约束，去锻炼过集体生活，培养与同学交流的习惯，以克制人性自制力差的弱点。也就是说，在当前提高学费超出了教学价值。

第五，资金过多流向科教界不仅分流了市场阴流子流量如生产金，严重削弱了社会经济发展，也没有换来世界性科技成果的突破，反而形成了新的知识剥削阶层，且使以事业为重的知识分子沾染了一身铜臭味。这是千百年来，忧国忧民，反剥削反歧视，追求平等为穷人说话的知识分子的耻辱！

医疗、科教属共生存范畴，基本费用应由财政承担

生存公有规律是说，生存与公有相联，具社会性计划性稳定性。即，凡涉及到社会安全共生存，包括有关社会全局和稳定的发展工程或经济体应实行计划共有制；凡不需要市场激发效益的生命生理生存需求的基础工程应由政府筹划财政支持。